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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力，“花冈和解案”中11名原告之一、花冈事件受难者联谊会干事，已故爱国青年孙基武长女和继承人，今年66岁。
孙基武1910年生于江苏丰县常店镇。1945年1月，时任丰县中学校长的孙基武与邻村的孙振华、孙建策等20几名教职员一起被日本宪兵拘留。在徐州、济南、青岛分别被野蛮折磨后于1945年4月被带到日本花冈营业所―――中山寮。他是第二批被绑架来到日本花冈的中国劳工。花冈暴动失败后，孙基武被捕，并被活活打死在日本秋田县花冈镇广场上。
6月26日，“纪念花冈暴动56周年―――控诉日本政府和企业奴役中国劳工罪行座谈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孙力特意发来传真，公开披露“花冈和解案”内情。
6月27日，孙力在接受记者独家采访时开宗明义地说：“2000年11月29日在日本面世的花冈事件《和解条款》是背着原告，由鹿岛、法院和律师共同炮制出笼的。”
孙力说，该案在日本一审败诉、二审6次开庭未果的情况下，法院提出以和解的方式解决，并向原告发出“和解劝告书”。律师（指新美隆等人）向原告解释并一再强调，以1990年7月5日当事者双方发表的“共同声明”为基础，原告的政治目标即可达到。原告们在听了这些解释后，出于对律师的信任，认为“共同声明”的政治原则是鹿岛承认历史事实、赔偿、谢罪，承担企业责任。“既然这些目标得到进一步再确认，赔偿金额少一点就少一点，因而表示了同意和解的意向，在‘劝告书’的另一张纸上签了名，盖了章。对因客观原因未到会的原告，派专人上门要求签名盖章。”在这之前，律师向原告提出，为了应对和解中随时出现的问题，要写一个“全权委托书”。“大家出于信任和工作方便，给了他‘全权委托书’，签了名，盖了章。”
据孙力透露，2000年11月19日，在北京原告会议（注：记者经过调查发现，由于日本方面在中国某些人的协助下对外全面封锁消息，为隐瞒和解条款的真相，前往采访这次会议的中国记者均被挡在门外，几乎发生冲突。）上，律师对大家说，这是最后一次报告了，主要给大家讲讲11月17日达成和解的具体内容，实际上和“劝告书”内容大致一样。用律师自己的话说：“与上次和解案（指劝告书）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不需要再签名盖章了”。当天下午，律师又对大家说：“和解达成在即，为了表达你们的心声，可写一个条幅，都签上名，我带回去。”在他们的启发、诱导、鼓动下，大家凑成了4句话，到会的都签了名。据记者调查，这个条幅为律师等人后来通过歪曲“条幅”原意，给“和解”结果造势埋下了伏笔。
2000年11月29日，花冈事件《和解条款》在日本公之于世。同日，鹿岛公司抛出声明。孙力说：“我是在12月初才看到由我国留日学生翻译成中文的书面材料。当即如雷轰顶，恍然大悟。联想到前3次（律师）向原告要签名、盖章，要委托书、要条幅，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是有计划、有步骤地为最后《和解条款》出笼作准备的。”
孙力说，这个“和解条款”与受害者1989年12月22日的“公开信”和当事者双方1990年7月5日“共同声明”的宗旨内容完全背道而驰，并明显偏向鹿岛，为鹿岛开脱罪责，给中国人脸上抹黑。这当中，把56年前震惊中外的“花冈暴动”义举污蔑成“所谓的花冈事件”。鹿岛不承认法律责任，原告居然没有“异议”。更主要的是，原告在“和解协议”中放弃了在任何时候、任何地区对鹿岛进一步追究罪行的权利。这也就是说，以后再不能说鹿岛一个“不”字，鹿岛“再没有任何债权债务问题了”！
孙力说，“这简直是荒谬至极”！这“是地地道道的出卖受害者的卖身契”！人们“会相信原告们会在这样的条款上签字吗”？与此同时，“与之相呼应的鹿岛声明，对迫害花冈986名劳工（其中被虐杀、打死的有418人）的罪行没有丝毫的忏悔之心，并极力歪曲、否认历史事实和血腥罪行。我的先父孙基武就是花冈暴动失败被捕后，被活活打死在日本秋田县花冈町（现大舍官市）共乐舍官广场上的。他们欺骗世人，说是尽了诚心诚意的照顾，是因病死亡的。铁证如山，罪责难逃，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不容推卸。”孙力质问道，鹿岛拿出5亿日元能抵偿418条人命吗？更何况，鹿岛还说，这笔钱是“捐出”、是“救济”，不含有赔偿和补偿的性质。
在6月26日的石家庄研讨会上，有专家表示，花冈“和解案”开创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恶例”，并给其他诸如慰安妇索赔案、细菌战受害者索赔案、其他劳工索赔案造成被动。
孙力重申：“作为原告之一，对2000年11月29日公之于世的所谓《和解条款》全文，事前，我没有听律师介绍过，也没有看到律师提供的中文书面材料，更没有在《和解条款》上签名盖章。他们是采取移花接木的手段，把骗取原告在‘劝告书’上的签名盖章充当《和解条款》的签名盖章。我不承认这个出卖受害者根本利益的、让中国人万分屈辱的《和解条款》，并坚决反对。它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全体原告是不知真相的。”
令孙力感到费解的是，就在去年11月19日会议后仅10天，“和解协议”就增加了许多事先并没有说明的内容。由于当时介绍的是“11月17日达成和解的具体内容”，因此很难想象，这些内容是在会后10天内新增加的。孙力强调说，倘若当时把“和解协议”的内容全部告诉原告，许多农村老人虽然不大识字，也会听出其中的问题，并做出“拒绝”的判断。
早在今年2月，孙力就向社会公开了去年5月她勉强签字的“花冈损害赔偿请求上诉案和解劝告书”。她希望中日法律界、学术界人士能够向原告提供法律支援，把她的会议记录、和解劝告书和最后在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成立”的和解协议进行对比研究，帮助分析问题之所在。孙力说，她曾多次向律师等代理人明确表示，完全不能接受这个“杀人企业”得寸进尺、原告单方面大幅度妥协的“和解”。因为原告事先对最后所谓“和解协议”，既没有看到书面材料，也没有听到清楚完整的解释。遗憾的是，她的意见和要求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即将到来的6月30日是花冈暴动56周年纪念日。据了解，孙力作为原告之一却不能出席当日在花冈举办的暴动纪念活动。孙力说：早先“开会时说，原告全体参加，护照都寄出去了，（如今）又说因为花冈接待能力原因，我不能去了。不是说要组织几十人去吗？怎么单差我一个？我到日本是为了给惨死在异国他乡的革命先烈烧一捧纸，告诉他们：这个让他们再次蒙受污辱的结果，我们这些后生晚辈是不会答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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