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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国家放开汽车定价之后，国内对汽车工业投资身份、生产车型等的讨论一浪高过一浪。日前，前国家机械工业局局长、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名誉理事长邵奇惠，在广州的一个论坛上对汽车产业政策直抒己见。他认为，虽然有关方面已经开出了2003年完全取消《目录》管理，实行型式认证制度的时间表，有关部门也出台了用《公告》代替《目录》的过渡性措施，但遗憾的是，对于“户口”、“生男生女”的实质性问题仍然未见有所松动，现在看来，在《目录》问题的突破上，不仅如何做事关大局，关键还在于什么时候做。
政府应该明确到底该管什么
从市场经济的本意来说，所有通过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都应该由市场解决，只有在市场失控和出现了意外情况时，政府才应该发挥其行政作用。因此，邵奇惠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必须明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该管什么，怎么管。这个问题不明确，不解决，汽车业的发展就难以进入健康、良性的轨道，同时也会影响政府行政效能的发挥。
拿汽车业来说，谁想投资汽车业，投资多少，那是投资者的事，政府可以引导但不应该干涉；汽车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么生产，卖什么价钱也都是企业自己的事，政府不必干涉。政府管什么呢？汽车的安全、环保、节能、防盗，主要是这四大方面，因为这四个方面是单纯靠市场解决不了的。汽车产业政策中已明确，国家依法对汽车产品的安全、污染控制和节能实施管理。可见，政府管汽车，管的主要不是汽车本身，而是汽车与社会相关的部分。这样的局面，才是一种完全放开的局面。
邵奇惠认为，完全放开是一个方向，需要逐步来实现，有些问题，例如：涉及到投资的问题，项目审批的问题，比较敏感，固然要慎重研究，稳妥推进。但它们事实上已成为紧迫的现实问题，应当早日从产业政策的角度通盘研究。
不能对民营资本采取“歧视性”政策
过去，中国汽车业基本是国有资本一统天下，改革开放以后外资虽然进入了轿车业，但是受到了严格的比例限制。现在，随着“入世”的临近，许多问题势必都得重新考虑。
邵奇惠认为，如果今后对外资有了较为宽松的进入限制，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对国内的民营资本采取“歧视性”政策。
邵奇惠在论述这个问题前，首先引用了吉利集团总裁李书福的一段话：“外国人能在中国干汽车，我们自己人却不能干；用国家的钱干汽车，赔了可以债转股接着干，用自己的钱干汽车却不给干，我想不通这是什么道理。”这段话，引来演讲现场一片议论声。
邵奇惠说，事实上，民营资本想投资汽车业的还有不少，其中不乏优势资本。遗憾的是，这样的资本再优秀，也受到身份的限制，很难进入到这个行业来。这可能不仅是民营资本的损失，更是中国汽车业的损失。
企业生产什么车是企业自己的事
与投资限制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项目审批即目录管理的问题。现在许多地方和企业反映：项目审批不仅涉及到资本属性的问题，而且涉及到具体的车型，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生男生女”的问题。
邵奇惠认为，如果说投资限制使资本之间失去了平等竞争的权利，项目审批则使企业失去了基本的活力。因为生产什么本是企业决策的基本问题和首要问题，我们应该让企业有责任也有能力妥善处理好这一点，如果企业在这方面失去了权利，也就失去了正常的功能。
从趋势上看，将来实行型式认证，汽车只要符合安全、环保、节能的相关法规，就允许生产，企业上什么项目是企业自己的事。邵奇惠强调，现在看来，在《目录》问题的突破上，不仅如何做事关大局，关键还在于什么时候做。
邵奇惠说，我们注意到，不少企业表示自己再也“等不起”了：一方面市场需要企业尽快拿出适销对路的产品来；另一方面，一些企业“先行一步”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上项目，如果不能及时产出，企业就有可能因此而被拖垮。在关系到企业生死存亡的情况下，有人甚至喊出要“火烧目录”，其着急程度由此可见一斑。（韩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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