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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64周年纪念日。
20世纪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空前浩劫，其中，医学博士石井四郎等人组成的细菌部队（1941年改称“关东军第731部队”）残害无辜生灵的滔天罪恶更是罄竹难书。21世纪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者进行的细菌战已成为历史，但历史的真相并未完全揭开，大量历史证据尘封未启，细菌武器的贻害仍威胁着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生存环境。当年残害人类和污染环境的刽子手不仅没受到历史的清算和审判，反而被供在日本的靖国神社里，被不能正视历史的人凭吊，军国主义的遗老遗少们仍在篡改历史，否认罪责。爱好和平，有正义感的人们不会容忍法西斯余孽对罪恶的掩盖！
2000年10月，美国人谢尔顿 H 哈里斯撰写的《死亡工厂——美国掩盖下的日本细菌战犯罪》一书撕开了恶魔的面纱。哈里斯在《中文版谢辞》中特别感谢致力于彻底清算“731部队”罪行的中国人王选女士：“特殊的谢辞应归于王选女士。她是一名真正的爱国的中国人，她将用自己的全部为日本占领中国期间的暴行受害者的正义事业而战斗。王选在许多方面给予我支持。我和我妻子对她的才智、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她为中国人民做出的贡献表示赞赏和尊敬。”
王选，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总代表。1995年始，她为108名诉讼原告争取人的权利和尊严，揭露细菌战的罪恶，维护世界和平奔走6年。6年来，她肩挎装载日军罪行的黑布包，面容严肃，脚步匆匆往来于中日间。历史责任感、时间紧迫感催促她誓将这场“战争”进行到底！因为钱贵法、赖根水——细菌战的中国受害者没有等到开庭审判，已带着仇恨和遗憾谢世。钱、赖之后，更多的七八十岁的受害证人正在面临同样的死不瞑目。
■我身上流的是义乌的血，
怎能不沸腾
1995年，在日本留学的王选计划去美国深造。1995年8月3日，她在日本《时代》周刊上读到一则消息：黑龙江省召开了首届关于细菌战的研讨会，要求对细菌战的危害进行赔偿。要求赔偿的三个村民来自王选的家乡浙江义乌市。这天，王选明白自己该放弃什么，选择什么。
两个月后，王选遇到两位为调查日本细菌战真相来到中国的日本人。王选从他们那里了解到细菌战真相。
六个中国人为一组，被塞进一米见方的木笼子里，每个人被注射了不同种类的细菌，然后被扒光衣服后丢进去——他们的身体用来培养细菌。食物从笼子下面的一个小孔塞入，粪便也从那里排出。关了一个多月后，这些身体极度虚弱的中国人被拖出来，检测身体，化验细菌，直到没有利用价值了，就被残忍地杀死。这个残忍的定义是：活生生地把皮管子接到大腿动脉上，再把富含细菌的血液排到木桶里去，让这个人失血而死。“要利用到最后一滴血”是当时日军的政策。当时的命令——放血时，要有人不停地踩着尸体的胸口与心脏，直到榨干最后一滴血。
70年前的历史重创了王选。她决定为一个事业奋斗终生——将细菌战的事实公诸天下，和所有细菌战的受害者一同奋斗，讨回一个叫“公正”的东西。为一代人的希望与生命，王选开始了寻找被称为“死亡工厂”的历程。
义乌，王选故乡。1942年，日军细菌战在王选故乡崇山村进行。崇山村有396个村民死于鼠疫。王选家族中死了8个人，包括她13岁的叔叔。家族惨痛的历史在王选的血液中汇聚起来，成为她在1995年喷薄而出的力量。
当义乌乡亲对王选说他们想向日本提出诉讼，当时王选的想法和大多数人一样，中国政府不是已经声明放弃要求日本政府的赔偿了吗？怎么还可以提诉讼？后来她了解到：政府对政府的赔偿已经放弃，但民间仍然可以向日本政府提出诉讼。而且有不少在抗战期间被日本人当做强制劳工的中国人上诉已经成功。王选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义乌人的历史应该让世界知道。”
但是世界并不知道，调查中她发现，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历史上存在过细菌战，包括很多中国人。
王选要说话，义乌要说话，中国要说话：我们要让全世界了解真相，谴责日本曾经违反国际法，使用惨无人道的细菌战。那个部队的名字就是731部队。被他们荼毒的土地上，有那么多的受害者，而凶手却逍遥法外。
■“多一个人知道细菌战的
罪行，就是我们向
胜利又迈进了一步”
1995年，王选参加了关于细菌战的调查，村民们陆续告诉了她发生在1942年噩梦般的事实。1977年，在“侵华日军细菌战历史事实澄清会”上，一位原1644部队的士兵讲述了当时在南京细菌战基地亲眼目睹的情景——
被霍乱菌污染过的食物，有的是直接发到居民手中，也有的是盛在蔬菜篮里，放在路边的树下或者农家的门口。仅江山市就至少有80人因此而丧命。我的一个外甥和两个外甥女都死于细菌战引起的霍乱。（浙江省江山市薛培泽）
1941年11月4日，731部队从飞机上向常德市中心关庙街、鸡鹅巷一带投入了鼠疫菌。11月12日起，常德市内出现了鼠疫患者。全城大街小巷天天死很多人，许多家庭全家死光。我哥哥也被鼠疫菌夺去了生命，死时年仅8岁。 （湖南省常德市 方运胜）
1940年10月4日，731部队对衢州发动了使用鼠疫菌的细菌战。很快，衢州地面上发现了大量和谷物混在一起的跳蚤。10月下旬，衢州街头又发现了大量死老鼠。1941年3月，我父亲杨惠凤染上鼠疫死了。祖母因悲伤过度，很快也去世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被日本军队的细菌战害得家破人亡，骨肉分离。（浙江省衢州市 杨大方）
1941年9月，衢州流行的鼠疫传播到义乌县城。当时，鼠疫流行的地区都被封锁起来。我祖母染上鼠疫时，谁也不敢声张，偷偷地请医生，医生也不敢来。祖母连续高烧，腋下淋巴肿胀，她在床上不断地折腾、抓发、捶胸，直到死去。祖母刚死，母亲又染上鼠疫，她临死时对着我们兄弟姐妹叫喊：“逃！逃！逃！”
当我们含悲忍泪草草埋葬了母亲的时候，我8岁的妹妹因为和母亲同睡在一张床上，也被感染了鼠疫。
妹妹无法忍受高烧的痛苦，把自己的衣服都撕破了。临死前，妹妹阵阵痉挛，发出了凄厉的喊声。我的妹妹还是一个小孩子，她的死是最可怜的。 （浙江省义乌市 金祖池）
事实上，日本在其所占领的地区几乎都建立了细菌部队：北京、上海、广州、香港、海拉尔、海南、云南、山东……
从1939年开始，日军细菌部队开始进行“实地试验”（Field test)。在东北及浙江省的宁波、衢州、义乌以及湖南省的常德等地，日军用飞机撒下大量混有鼠疫菌的谷物，或用其他投放方式，在这些地区引发了大规模的鼠疫或霍乱。
王选所在的调查队又去了其他几个日军曾投放细菌的地点：常德、宁波、衢州、江山、金华等城市，收集资料、原告证词、受害人照片。
他们在原告陈述中这样描述细菌战：50多年前，日军作为国家政策实行的细菌战，在当时即为国际法上所禁止的战争犯罪。战争失败之前不久，日本政府又隐蔽了这一战争犯罪事实。
《死亡工厂》一书作者哈里斯教授认为，由于日本投降时将很多细菌战记录销毁，所以很难统计究竟有多少人死于细菌战。据他估计，死于细菌战活体实验、活体解剖及“实地实验”的中国军民至少有1.2万人。
王选为了取得更多更有说服力的证词，踏破铁鞋找到了当时在731部队服役的士兵，取得了第一手证词。
日本人筱家良夫在上司的命令下生产、培养过细菌，后来进了解剖室，当他活活解剖了三个中国人之后，他的班长对他说：“你终于成为了一个有用的人。”731部队进行活体解剖是为了更真实地研究人的反应。他们不把中国人当人，叫“木头”。战争结束后，筱家良夫被捕，拘禁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中国人本着“憎恨罪行但不憎恨人”的原则，给了战犯人道主义的待遇，1956年把他送回日本，筱家良夫认为自己有责任向世界揭露731部队罪行。
为了向世人揭露731部队的罪行，王选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哈尔滨、江西、北京、浙江、长春、上海、义乌、南京……她举办展览、作演讲、参加讨论会，赢得各方支持。
当记者问她怎么有勇气抛下一切而做这件工作时，王选激动地说：工作？这不是工作，这是事业！
1996年，她在多伦多演讲。1998年，她在美国和加拿大办展览，在美国历史频道讲演40分钟，从旧金山到纽约，从华盛顿到洛杉矶，王选让更多的人关注细菌战犯下的罪行，唤起更多人的良知苏醒，让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
一位历史学家说，如果将来写《诉讼赔偿史》的话，他要用整整一章来写王选，很多人由衷地认为，中国能有王选这样的热血女子，真是难得。
义乌人是王选最坚强的后盾。王选说，困难很多：经费问题，时间问题，法律技巧，学术与技术处理上的种种难题，还有精神上的压力，有些人不关心，有些人不理解以至于冷言冷语……但王选从未退缩，她清楚自己肩上的使命。
法律究竟如何宣判，需要长时间的等待，但是，“多一个人知道细菌战的罪行，就是我们向胜利又迈进了一步！”这就是王选始终坚持下去的信念。
王选在义乌集资了15万元，造了一座纪念陵，她与她的乡亲们准备再成立纪念馆，让后世永远铭记这段历史。
■时间是最大的敌人
从1998年2月16日第一次开庭到2001年1月24日，迄今共开庭23次。
王选坦白地说，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日本政府不肯道歉，也不肯赔款，甚至否认有过细菌战。虽然有证人、有证据，但时间就这样被拖了下去。这就成了日本政府与一群民间原告之间的拉锯战，看谁的精力、时间、经济撑得更久。
好几个受害者，没能等到这场开庭就已去世了。重要证人井本熊男曾在作战日记中记录过细菌战作战计划、准备、实行以及战果等全部过程，但在1999年拒绝向法庭提交日记，而此人在2000年2月去世，他的日记再也无法取得。
时间是最大的敌人，也是日本政府的武器。
“其实，在中国证据仍是有的。”王选举起一本书说，浙江省现在还需要每年抓一千只老鼠，抽血验血，以防鼠疫。甚至在1996年的《防病手册》中，仍有“鼠疫”一项，因为仍有老鼠测出来是抗体阳性。细菌战，对环境造成了永久性的破坏，是潜伏着的杀手，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的创伤至今未愈。
“所以，我们要将细菌战的罪行揭露于世。”王选说诉讼的意义在于“只要世界上多一个通过诉讼了解到细菌战受害的历史事实，就是我们的胜利”。
从二战结束直至今天，日本国内对细菌战始终存在两种声音。一种声音是：应当坦率地承认细菌战史实，勇于承担战争责任，进行深刻反省；另一种声音则是百般抵赖与开脱。
1983年，家永三郎在高等学校教科书《新日本史》中记述了731部队其事，日本文部省审定这本教材时，责令作者删除该项内容，并称：学术界正处于收集史料阶段，尚未能发表专门的学术研究成果，“写入教科书为时尚早”。
联系到某些公职人员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东史郎败诉等一系列事件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对细菌战采取的态度绝非偶然。这与德国在战后进行的真诚悔过与深刻反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历史学家指出：德国在纽伦堡审判后，继续实行审判追究，开展彻底清除纳粹的工作，并对受害者实行国家赔偿和个人赔偿，在世界人民面前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形象。而在亚洲，由于美国的有意包庇，不仅审判战犯不够彻底，日本也没有真正履行赔偿，致使现在战争遗留问题很多，军国主义残余势力活动猖獗。
我国在1972年与日本恢复关系正常化之时，出于“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不加重日本人民负担”的考虑，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此后，中国政府又多次重申这一立场不会改变，但同时表示“一部分中国受害者与日本的当事者接触，我们不干涉”。民间索赔已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潮流和趋势。王选认为：“我们应该像犹太民族索要赔偿的斗争精神学习。再沉默拖延下去就是对死难者的最大不敬。”
同时，王选并不认为索取赔偿是诉讼的全部目的。1998年第一次开庭中，王选说：“日本和中国人民基于历史事实的对于战争正确的共同认识，是日本和中国相互理解以及真正友好关系的前提。”她希望人们不要只对官司的输赢感兴趣，重要的是促进公众对历史事实的了解、对战争的正确认知，从而防止历史悲剧的再次发生。(沈奇岚 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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