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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对中国金融业来说，将面临金融全球化的新挑战，特别是短期内尤为明显。近2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使金融不断深化，金融机构已由过去国家财政的一个记账单位变为左右国民经济运行最为关键的部门之一。目前，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例仍然较高，加入WTO后，我国必须履行开放金融领域的承诺———给予外资银行在人民币业务方面的市场准入。我国将在加入WTO后的五年内，准许外资银行用人民币向企业和个人提供服务，准许外资银行在全国各地建立分行，给予外资银行国民待遇。也就是说，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所有中资银行将和外资银行在同样的条件下竞争。
创新机制 先决条件
有专家认为，对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加入WTO最主要的好处不是更多的外国投资和进出口，而是对改革的促进。简单地说，它让我们知道了朝哪个方向改，怎么改。“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不能照搬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模式，因为银行的资产负债为统一计算，其自身特点决定很难把单独某一个银行挑出来上市。另外，银行规模越大，越有竞争力。如果单独挑一个去上市，规模小了，竞争力也弱。”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曾经这样说过。这在金融方面表现得格外突出，加入WTO之后，对中国金融业影响最大的将不是外国的金融资本，而是先进的金融服务内容和方式。
加入WTO会对我国银行业产生冲击，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在体制方面，中资银行的呆坏账没有完全处理，储户的流失可能会导致其流动资金缺乏，从而引发财务风险。在人力资源方面，一方面是四大商业银行就业人员的大量下岗，另一方面是中资银行优秀人才的流失；在法规制度方面，现有的银行分业管理对中资银行的限制。
关于银行业的改革，国有银行资本金不足、呆坏账比例高是最大的问题。事实上，就这两个问题我国已经采取了两大措施：其一是为四大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特种国债，以充实其资本金；其二是为四大商业银行分别成立资产管理公司，由它们来承揽和处理银行的呆坏账。但是在这些措施的运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债转股”问题，由于配套措施衔接得不够，在一些企业的眼里，“债转股”似乎成了逃债的一个捷径。通过“债转股”，企业把拖欠商业银行的债务变成了资产管理公司的股本金，而资产管理公司并没有发挥股东应有的作用，于是，在很多企业的眼里，“债转股”等于把从银行的借贷变成了政府对企业追加了一部分投资，不但利息可以不付，连债务本身都消失了，企业则还像以前一样。
在加入WTO之后，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的竞争会表现为银行业务的竞争。我国银行现在的主要业务是存贷款，该项业务的收入占总收入的90％以上（在美国，这个比例仅为60％），而业已进行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将威胁银行这一稳固的利润源。以后银行势必得通过其它业务获得新的利润点。考虑到存贷款业务对客户以及分销网络的需要，外资银行在获准进入中国之后，很可能不会在存贷款业务上与中资银行竞争，而是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存贷款以外的中间业务中，例如信用卡、个人理财等业务领域。就拿个人理财这项业务来说，国外银行在提供理财服务时，收取服务费、交易费、管理年费、信托保管费等数项费用，收费率为0.07％至0.1％不等。
据统计，在国外，这项服务收入占银行业务总收入的30％以上。在发达国家，个人理财已几乎深入到每一个家庭。即使在香港，贴身的个人理财也是近年银行业竞争的主要领域，汇丰、渣打、恒生、万国宝通等大银行针对不同收入的客户提供不同的理财服务，不少中小银行也纷纷加入竞争。香港的银行为吸引客户，还提供多项优惠，包括豁免提款卡及信用卡年费、免购礼券、银行本票、旅行支票、汇票及电汇手续费、股票及单位信托基金买卖佣金优惠、租用保险箱获首年金额减半优惠，以及存款和交易额越高，所享受的利率及兑换率优惠也越高等等。
前不久，数家国际大银行的研究人士研讨了在中国加入WTO后的市场战略，都将未来市场拓展重点定位于个人理财服务，据说相关策略已在制订之中。外资金融机构在个人理财服务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形成了成功的模式，开发了一系列有效工具。在中资银行中，工行上海市分行是全国第一家开展个人理财服务的金融机构，跟国外相比，国内的个人理财概念比较狭窄，只是在储蓄产品上进行功能扩展，只能把存、贷款产品组合起来，通过结算工具帮助客户保值、增值。
不过，就是这样的简单服务也广受欢迎。最近，在工行上海市分行平均每天有近900人次来要求服务。
要增加中资银行的竞争力，应该立足于加强银行的自身管理，增强风险意识，但也不能过分保守，一旦形成“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观念，还如何提高市场份额？经营就意味着承担风险，如何把风险控制在可以承担的范围之内，如何承担最小的风险同时获得尽可能大的收益，处理好盈利性，安全性，流动性之间的关系，是中资银行在改革中需要不断研究和探索的问题。
混业经营 必然选择
在双重体制并存的情况下，我国金融运行中存在的一个重要矛盾是金融发展、金融对外开放与金融分业经营的矛盾，它反映了金融业务结构与金融发展、金融开放目标之间的冲突。这实际上是经济、金融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全新的开放型金融体制与传统的封闭型金融体制的冲突。中国金融发展的潮流与金融对外开放这一大背景，使得“金融管制范围较宽、金融自由化程度很低”这种传统制度安排面临着相当严峻的挑战。
摒弃分业经营制度，逐步实现混业经营，已是中国金融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一方面由于政策、法律的限制，我国金融机构只能分业经营，所以银行不能涉及证券、保险业务，也就不能给客户提供综合理财业务；我国法律明确规定金融机构不得代客理财，所以，至多只能给客户提供理财建议。另一方面，长期的分业经营使银行普遍缺乏优秀的理财员。一个优秀的理财员除了要熟悉银行业务，还必须精通证券交易、保险等金融业务，但由于分业经营，银行专才易寻，通才难觅。在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金融领域中，中资银行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
就现实来看，分业经营制度事实上已经被突破。目前广泛推行的“银证通”、投资连结型保险以及即将推出的由银行销售的开放式基金，就是三个典型的实例。由于它们与现行法律制度没有直接冲突，因而容易被管理层接受。显然，在实行广泛的、大面积的金融对外开放之前，率先实行对内开放，拆除分业经营的篱笆，已成为决策层必须认真考虑并应着手加以解决的一个问题。
实现金融企业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过渡，是一个渐进的、较长的时间过程。就我国情况看，为降低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过渡的成本，保证金融交易秩序的稳定，控制金融风险，应在现行的制度框架内，把中间业务作为突破口，鼓励商业银行从事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中间业务，实现银行与证券业务在局部范围内的适度交叉。与此同时，券商和保险公司也应逐步向银行的传统领地渗透，开展自身业务与银行业务连接地带的边缘业务。这可以看作是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过渡的第一步，亦即过渡过程的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内，原有的法律框架和金融组织格局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要建立金融控股公司这种创新的金融组织形式，为实现混业经营提供制度安排。作为一种金融组织制度安排，金融控股公司兼备了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的优点。它可以经营各类金融业务，但银行、证券、保险等各类金融业务是由业务不同的各子公司来具体办理的。这些子公司在经营上和法律地位上是相对独立的，其资产负债表不与母公司合并，且分别接受不同监管机构的监管。为了保证各子公司的独立性，还对子公司采取了授信限制、交易限制、兼职限制和信息披露等监管措施。这样，就在控股公司的各子公司之间筑起了内部防火墙，有助于避免“风险传染”。当然，这一制度安排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分业经营造成的金融效率损失。毫无疑问，金融控股公司代表了未来中国金融混业经营的方向。可以说，金融控股公司的形成进程及运作的规范程度，直接关系到 中国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过渡的进程。
金融效率 竞争关键
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经济体制的效率和经济增长的效率主要通过金融效率的增进而得到体现，同时体制的非效率因素——如渐进转轨产生的成本、摩擦，及政策推进、操作上的不成熟等，和经济增长的非效率因素——如经济增长波动过大、持续过热，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比较粗放等所产生的问题也在金融领域积淀下来，转化为现实的和潜在的金融风险。金融效率增进与金融风险积累相伴生的这种特征体现了体制转轨的制度性原因，有其内在的逻辑关系，但是继续推进改革深化，在发展中提高金融效率，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显然是更为迫切和积极的要求。
金融体系最重要的功能是动员资金和配置资金，两者中更重要的是配置资金，因为把资金配置好了，可动员的资金就多了。青年经济学家吴晓球则对21世纪的金融形势作了前瞻：金融由建立在商业银行基础上，转变为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由依附于实体经济，转变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在保险方面，目前外资保险公司已经获准进入上海和广州两地。我国正式加入WTO后，更多的城市将向外资保险公司开放，外资公司会把国际上通行的管理、产品设计和服务，带到我国。但是，这并不会置中资保险公司于死地，由于保险市场在迅速地成长，中资保险公司完全可能在竞争中获取自己的市场份额。1995年，美资背景的友邦保险进入上海时，曾以一种全新的经营方式抢占了91％市场的份额。中资保险公司在学习友邦保险的营销方式之后，在第二年就把友邦的市场份额压低到40％以下。1997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又被压为20％。中资保险公司和外资保险公司竞争的结果是保险市场在迅速地膨胀，上海的保险收入在1996年增加了100％，1997年又增加了60％。
此外，在证券业务方面，从长远看，外国资本的介入将是不可避免的，外资将主要进入证券的中介机构。中外合作基金将会成立，这对于我国证券市场这个以散户为主的市场来说，显得格外重要。与此同时，规范的基金管理办法也会随之进入我国。更多中外合资的投资银行将会出现，它们会带来国际上通行的投资银行业务、标准、技术和管理办法。规范的机构投资人以及规范的投资银行对于证券市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恰是我国证券业目前的弱项。中外合作基金与合资投资银行将会给我国的证券市场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综合国力已经得到显著的提高，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也大大加强。金融改革和开放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加入WTO对我国金融业来说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如果我们能抓住这个机遇，那么我国金融乃至于全国的经济改革都会走上一个新的台阶。（胡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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