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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生是一位身家超过百万的30岁的年轻人，今年3月份，经过一位在一家权威证券媒体做记者的朋友引见，他加入了一家股票工作室。对方许以每年30%的回报，当然双方还签有“本金至少1年不抽走”的代客理财条款，刘先生觉得条件很有诱惑力，经过一番不那么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他把自己手里的钱交给了这家工作室。
实际上，刘先生的情况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和长江三角洲和珠三角富裕的中小城市很普遍，成千上万渴望手里的钱更快增值而又不想存在银行赚利息的人们似乎被这种“地下基金”迷住了。而7月5日《财经》杂志独家发表的央行非银司司长夏斌主持进行的中国私募基金调查报告称，中国私募基金的规模高达7000亿—8000亿元。接近于沪深两市市场流通市值的一半。
很显然，一切远不止给刘先生代客理财那么简单。
■8000亿元是怎样算出来的
6月30日，夏斌在一个研讨会上以学者身份发表的“中国私募基金”报告引起了轩然大波，该报告是国内首份对我国私募基金进行调查研究的权威性报告。私募基金也成了中国证券市场时下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
报告中最具爆炸性的结论是，在这个灰色资本市场中，我国目前私募基金规模已达7000到8000亿元。此前方方面面的统计数字不一而足，今年三月，《证券时报》首次对我国私募基金作相关报道，当时估计的规模为1000亿元左右，而据一些业内人士的分析估计，大概有5000亿左右。但是，无论怎样的统计，都远远超过了深沪两市的封闭式基金总量。在调查所涉及的从事委托投资业务的公司中，近77%的公司“不愿具体说”代客理财的规模，近15.4%的公司承认理财规模在1亿元至2亿元之间，近7.7%的公司承认理财规模在2亿元以上。其中被调查公司中注册资本为100万～500万元的公司中，80%的公司理财规模在1亿元以上，20%的公司“不愿具体说”。但不能排除上述选择“不愿具体说”的77%的公司中有实际上在从事代客理财业务的。以此典型调查情况推算，京、沪、深三市“五类公司”共有6979家，如按上述其中只有52%的公司在从事代客理财业务的比例推算，则应有3629家公司；每家公司的代客理财规模按平均1.5亿元计，三市代客理财的规模则达5443.5亿元。另据中国证监会有关人士调查推测，仅南方证券公司一家，代客理财规模就达近100亿元，估计全国几十家证券公司都在做此类业务，规模不少于2000亿元。调查报告保守计算证监会有关人士的估计数，打50%折扣为1000亿元。再加上全国除京、沪、深三市外其他省市从事代客理财的公司及信托公司的因素，可以毫不夸张地估计，中国目前代客理财的规模约在7000亿元左右。
深圳平安证券研究所副所长刘传葵博士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由于目前在法律意义上的私募基金还难以界定，所以出现数据上的猜测或者统计上的不一致是很正常的，反过来说，即所有的数据也只能是一个参考性的数据。虽然这些准私募基金的规模无法准确统计，但可以肯定的是其已经超过目前的公募基金规模。这个底限的判断对于私募基金在基金市场居于什么地位有重要意义。
而中国证监会基金部副主任祁斌在接受央视《经济半小时》采访时也持类似的观点，“当然非常想了解具体的规模，但是我们更注重了解问题的本质而不是规模，我觉得规模的估计有非常大的波动性。”
■私募基金运作模式大起底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分析，私募基金运作到底是开放式，还是封闭式，很难确定。一般很多的地下基金都会对持有期作下限规定，大型规模的地下基金最短的持有期为一年。一年以后，投资者便可赎回，但赎回时，必须提前五天预约，若大额赎回（即超过基金股本的5%）必须提前10天预约。这一点与目前地上的封闭式基金基本相同。而且，按目前的情况来看地下基金只能采取契约形式，不能采取公司形式。这种管理方式就变成前阶段是相对封闭式，后期是开放式。
调查表明，委托合同期限为6个月的公司占19.2%，委托合同期限为一年的公司占11.5%，委托合同期限为一年以上的公司占57.7%，委托合同期限具体商定的公司占11.6%。在被调查公司中，除去23.1%的公司称所募资金投资于国债二级市场外，其余均投资于股票市场，其中50%多的公司投资于股票二级市场。注册资本在500万～1000万元的公司，资金100%投资于股票二级市场。
还有一些在业内尽人皆知的秘密，许多上市公司通过上市融资回来的钱流向这些地下基金，所以私募基金会受上市公司的委托，专家理财，为上市公司进行股票交易。久而久之，由于获利巨大，不少地下基金以此为生，成为了市场上的“庄家”。
在目前形形色色的私募基金，最常见的是综合类的证券公司中从事咨询业务的部门为本公司的大户提供操作建议和操盘服务，他们通过大户们的关系拉来资金。
其次是各种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管理公司、融资服务公司、信息咨询服务公司等等。这些公司的规模不同，注册资金也不同，被监管的力度也不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一般要求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注册资金，并要求公司的核心员工持有相关行业的从业资格证，而且常被纳入重点调查之列。信息咨询服务类的公司注册资本是最少的，仅需10万元人民币，并且不受约束，也很少受到监管部门的重视。
还有就是为上文刘先生服务的股票工作室。多以各种股评家命名，据了解，声名赫赫的杨百万就曾办过股票工作室。这类工作室的收入主要有三种：一、操盘收益中的提成；二、大额股票成交的交易费返还；三、开通咨询服务热线。
■走出“灰色地带”有利于监管
面对中国已经存在的估计在7000亿元左右的“私募基金”，是一律取缔，还是因势利导？这是摆在决策者面前必须正视的一个严重问题。
刘传葵博士分析，私募基金目前还只是处于自下而上的初级发展阶段，如果一旦自上而下的发展条件有了，其态势将更加强烈。
王连洲表示，不可否认，由于黑箱运作和内控制度不严，缺乏统一的游戏规则，投资者面临较大的道德风险和政策风险。另外，更危险的情况是，在“灰色地带”运作的地下基金，容易演变为高息揽储或非法集资，危及到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一旦市场进行较大的调整，收益率降低，不排除再次出现类似“中科系”事件的可能。
夏斌也强调，已经出现了“私募基金”与证券公司联手，以股票做抵押，二倍或三倍于委托资金的方式从银行套取贷款炒股票的现象。一遇股市下跌，银行措手不及，造成的严重损失不能低估。他呼吁，目前，“私募基金”由于缺乏法律上的明确界定和保障而隐蔽于地下，逃避监管者的监管，躲开市场的注视，成为证券市场潜伏的危机源和不稳定因素。如果让这些群体公开化，“浮出水面”，对他们的监管将变得容易和可以控制，这对于市场的健康发展是有益的。“挡是挡不住的，只能正确引导。”夏斌在报告中说，除去前不久全国人大公布的《信托法》就有关信托关系的重大原则事项予以法律明确外，我国现有的任何一部国家法律，均未对上述非公募集合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私募基金”予以制度明确并加以监管。中国证监会报告中表示要“开正道，堵邪道”，让私募基金从地下走到阳光之下。而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已于7月5日对《投资基金法(草案)》最新一稿进行了讨论，该稿修改后有望于8月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投资基金法》将使“私募基金”合法化、规范化，并受到严格监管。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法律会给像刘先生这样的人们一个明确的说法。（王军光）
■私募基金：
中国近期金融市场中常说的“私募基金”或“地下基金”，是相对于受中国政府主管部门监管、向不特定投资人公开发行受益凭证的证券投资基金而言，一种非公开宣传的、私下向特定投资人募集资金的集合投资。其基本方式有两种，一是基于签订委托投资合同的契约型集合投资基金，二是基于共同出资入股成立股份公司的公司型集合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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