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2日，当年的中国劳工刘连仁诉日本政府非人道的强行劳役并要求损害赔偿案，一审判决刘连仁胜诉，这是中韩两国民间在对日本政府和企业起诉的战后赔偿案中的首次胜诉。被告日本政府随后提起上诉。本报特派记者赶赴山东高密，专门采访了刘连仁的遗属。
刘焕新的大儿子29岁，已经结婚，在物资部门一家企业打工，但最近也没什么活儿可干。小儿子也26岁了，谈了个女朋友，想结婚却一直没钱办事。“刘焕新不回来，他是结不了婚的。”吕桂美说，他们还欠着两万多元的债。虽然她们不能理解“刘连仁官司”打赢的全部含义，但她们知道，官司赢了，她们的生活可以得到改善。
刘连仁的家离山东省高密市区还有10多公里。阴雨绵绵，汽车在泥泞的道路上奔驰了半个小时，终于在四间小平房前停下了。
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刘家竟不清楚“刘连仁官司”的最新进展，他们的消息也都是从家里唯一值钱的物品——一台21英寸的海信电视机里得知的。“自从焕新7月2日到了日本，20多天了，也没跟家里联系过。”刘焕新的爱人吕桂美说。其实刘焕新和母亲也没法联系，他母亲家里没有电话。
“我们真是很着急，也不知他哪天能回来。”吕桂美面露忧虑。当记者告诉她有消息说刘焕新得7月30日之后才能回国时，吕桂美才稍稍放下了心。
1 “这样一来，又要拖好长时间吧”
7月12日，刘焕新的母亲赵玉兰和吕桂美从电视里得知东京地方法院判决日本政府向刘连仁赔偿2000万日元（合130多万人民币）时，欣喜万分。可是这两天，听说日本政府又提起了上诉，她们不禁又担忧起来：“这样一来，又要拖好长时间吧？”
记者问赵玉兰大娘：“如果官司最终赢了，能拿到这笔钱，您准备做什么用呢？”赵玉兰说：“用途多了。这两个孙子都是打工，有一茬没一茬的，也没个房子。”
2 说出“山东”两个字时，刘连仁已热泪盈眶
1944年9月1日，刘连仁走到南村口一棵大树下，厄运就降临了。一个月后，刘连仁等人都被带到了北海道的矿井里，开始了暗无天日的苦难生活。
赵玉兰和她新婚不久的丈夫从此14年天各一方。刘连仁被抓走两个月后，他们的儿子刘焕新呱呱坠地。“那时一家九口，我里里外外都要做。”赵玉兰一面带着幼小的刘焕新，一面侍候着公婆。那时，有了娃儿的女人改嫁也没人要，赵玉兰就这样一直硬撑着。“那个苦就不说了。”后来，和刘连仁一起被抓到日本去的一个村民被送回了国，他说刘连仁已经死了。赵玉兰说什么也不相信，她相信丈夫还活着。
刘连仁确实还活着。1945年7月31日晚上，不堪忍受折磨的刘连仁从厕所坑里逃了出去。他历经艰辛，躲进了北海道人迹罕至的深山野林中。环境这样恶劣，归国无望的刘连仁就地挖了一个洞穴。“洞穴只能容一个人，他双手抱膝蹲坐在里面，身子蜷缩，饿了就舔几口雪水，吃几口海带。”赵玉兰说，虽然她并未见过这个洞穴，但经常听刘连仁说起往事，老太太也是耳熟能详了。刘连仁进山不到一个月，日本就宣布投降了，可是他又怎么能知道呢？
1958年2月8日，北海道一个叫夸田清治的小杂货店主在打猎时偶然发现了刘连仁藏身的洞穴。刘连仁被找到后，北海道华侨总会事务局长席占明先生去看他。当时刘连仁舌头已僵硬，几乎不会发音。席先生灵机一动，说：“我问你话，你认为对了就点头，不对就摇头。”席先生问他是不是中国人，刘连仁点头。席先生问他哪里人，刘连仁比划了半天，当席先生几经猜测，说出“山东”两字时，刘连仁已是热泪盈眶……
3 他把黄呢子军大衣染成黑色
此后三个月里，刘连仁天天练说话，慢慢地，刘连仁能说一些简单的句子了。1958年4月15日，当刘连仁含着热泪与妻子、儿子在天津新港码头团聚时，他已经能够连贯地说“我回来了”。
刘焕新生下后，赵玉兰给儿子取了一个乳名叫盼盼，盼着父亲早日回家。刘连仁的继母1958年初临终前对赵玉兰说：“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连仁回来了，你好好等着，他一定能回来。”
冥冥之中，或许是有某种感应，不出一百天，刘连仁果然回到祖国。说到这儿，赵玉兰大娘已是哽咽难语。
但是14年的洞穴生活，在刘连仁身上留下了肠胃炎、腿痛病和严重的冻伤。刘连仁仍然保持着洞中“野人”的生活习惯，夜里睡觉，他就缩成一团，蹲在炕上，根本没法躺下，并且有时晚上会跑到院子里观察动静。赵大娘说，他这种恐惧的表现一直到死的时候都这样。
由于日本兵穿着黄色的衣服，刘连仁对黄色显得很敏感。儿子刘焕新当兵后，带回家一件黄呢子军大衣，刘连仁感到十分恐惧，他把军大衣拿去染成黑色，结果花成一片一片……
4 “我死之后，儿子、孙子都要打下去”
刘连仁心中一直有一个夙愿，那就是和日本政府打官司。1991年，受日本东京放送（电视台）与日中友好思考会的邀请，刘连仁离日33年后首次访问日本，此后，他先后五次访问日本，努力向日本人民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82岁的刘连仁决定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出索赔诉讼，以讨还历史公道。
可惜刘连仁没能看到官司打赢的一天。2000年9月，刘连仁含恨去世。临终前，刘连仁对老伴说：“十年！就白跑了？”从1991年他第二次到日本，足足十个年头，十年里，他没有看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刘连仁从提起诉讼到他去世，共进行法庭辩论18次，其中1998年的那次，日本法官共问了刘连仁187个问题，刘连仁都含恨一一作答。赵玉兰说，刘连仁对半个世纪的往事回忆得清清楚楚，问到的时间甚至能具体地回答到月、日。
刘连仁对儿子说：“我死之后，你要把官司打下去，你死了还有孙子，一定要打到底。”
离开刘家的时候，赵玉兰和吕桂美一直把记者送到院门口，细雨迷蒙中，她们一直挥着手。记者心里默默祈祷：但愿好人都有好梦。（鲍丹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