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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想猛捞一把后回家开个洗衣粉厂的青年，一年内犯下约百起血案，致使14条无辜的生命过早凋零。7月2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打闷棍抢劫杀人犯焦文军、马俊死刑。
1 被害者家属的哭泣使法庭如同灵堂
开庭宣判的当天，旁听席上坐满了被害者的家属，有四名还站在了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席上。其中一名被害人18岁的儿子和77岁的母亲也来到了法庭。有一位母亲手里捧着儿子的遗像轻声地抽泣着。当审判长王惠庆开始宣读长达22页的判决书时，在场的人都屏住了呼吸，静静地等待着判决的结果。整个法庭上除了法官宣读判决的声音和时隐时现的被害者家属的哭泣声外，寂静得如同一个灵堂一般。
马俊低着头，焦文军好像心中早已知道了结果似的，仍旧一副无所谓的神情，这一天他可能早已料到。当法官宣判两人死刑时，马俊抬起了头，喉咙微微抽动，像获得解脱一般长出了一口气。宣判后，两犯被带进暂押室，马俊再也忍不住了，抱头痛哭：“我对不起我妈……”但这一切都为时已晚。
从去年8月底两案犯被擒到一审宣判此案为何拖了近一年之久？记者带着疑问来到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采访。当一中院的法官为记者抱来半米多厚的卷宗时，记者明白了其中的原委。卷宗中记录着二人犯下的罄竹难书的101起累累罪行。抢劫、杀人、故意伤害、脱逃、非法持有枪支种种罪行令人发指。主审法官王惠庆对记者说，此案的一大特点就是两犯罪分子作案次数太多，核查起来工作量很大。有时在同一地点两人就作案数起，又间隔了很长时间，被害人情况、所抢物品都要逐一核对，细到每一次所抢的手机、呼机型号都不能有误。经过一个半月的艰苦努力终于在审限以内将此案审理完结。
2 “我们像往日一样,放上孩子的筷子”
记者在翻阅此案卷宗时不由被二人的罪行所震惊。以下是记者在检察院查证属实后的指控中看到的二人一步步走向深渊的全过程。
1999年8月8日下午2时在马甸桥附近的持刀抢劫案，是卷宗中记载的最早的一次二人联手的抢劫作案，当时的焦文军、马俊还未使用打闷棍的方法实施抢劫作案。当他们用这种方法抢劫了三四次后感觉作案效果“不太理想”，一是用刀扎完后，被害人一般都还有知觉容易呼喊救命；二是被害人能够看见两罪犯的相貌特征。于是二人开始更换作案工具实施更狠毒的作案计划。1999年9月3日，这天二人虽抢的东西不多(现金197元及手机一部)，但却迈出了他们犯罪历程中的重要一步，用自制螺纹钢棍猛击受害者头部抢劫钱财。自此二人一发不可收拾，走向了罪恶的黄泉不归路。
焦文军、马俊所犯罪行之多常人难以想像，而且不分男女老幼，只要能下手他们一概不论。一次，17岁的张某持诺基亚手机在西城区阜外大街天意批发市场外行走，被二人盯住。正值中午，路上行人稀少，二人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就用事先准备好的铁棍向17岁的少年砸去。抢走手机一部，销得赃款1000元。还有一次也是中午，在八里庄桥下两人用铁棍将一65岁老人击倒抢走人民币2300元。
而在他们所犯的命案中记者发现很多都是只抢了几百元，最多也不过千元。平均起来他们每杀一人所得赃款还不足1000块钱。遭他们毒手的最后一个被害人叫王卫，是焦文军的同龄人。2000年8月28日中午12点，王卫行走在丰台区百乐酒店附近的人行便道上，不幸被两个杀人魔王盯住，惨死在铁棍之下，时年29岁。王卫中专毕业后参加工作。三年前刚刚结婚，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而这一切的发生仅仅是焦、马二人为了他身上的350元钱。王卫的父母年事已高。母亲刚刚退休，正欲安度晚年不料祸从天降，她悲痛欲绝，在与王卫父亲共同给检察机关的亲笔信中写道：
“我们一把屎一把尿从小把儿子拉扯大，他是我们身上的肉哇，我们还指望着他呢。说没就没了，叫我们怎能不心如刀绞。
多少次我们梦里喊着孩子的名字惊醒过来。
多少次呆呆地听着门响,想像孩子还会回来。
在吃饭时我们还像往日一样，放上孩子的筷子，等回过味来又不禁失声痛哭起来。
尊敬的检察长，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就是这样过日子的。”
王卫的父母在信中最后希望监察机关尽快严惩凶手，给他们这个已经塌陷了的家一个安慰。
当记者问马俊有没有想到别人生命的可贵时，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我只想把他们打昏，没想把他们打死。”马俊的律师陈运对记者说：“对于他们两人来说杀人似乎是一种毒瘾，一旦兜里没有了钱又不想通过劳动获取报酬，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杀人。”
3 焦文军顶住中年人后背开了一枪
马俊所犯的是杀人罪还是抢劫罪，是本案控辩双方激烈争论的焦点之一。这场争论的产生源于二人共同实施的这样一次犯罪。
1999年11月的一天，焦文军在与两个狐朋狗友私混时得知，有人要出5万元买别人的一条命，并问他是否能找人“做”。焦说：“不用别人，我自己就行。”11月17日，焦文军打电话约马俊一同出来抢劫作案。二人来到大钟寺家居广场，当焦得知要杀的就是刚才从自己眼前经过的中年男子时，他向马说今天就抢他。于是二人尾随该男子上了一辆300路公共汽车并跟随其在马甸下了车。
下车后二人紧跟该男子，三人呈品字形前后行走，焦文军在左，马俊在右。当走到一处施工工地时，焦文军从自己右肩上取下一绿色网球拍袋，拉开拉锁露出一把双管猎枪，径直朝中年男子走去，用枪顶住该人后背就是一枪。马俊习惯性地上前将中年男子推倒抢走手包，焦文军拽下手链后，二人共同逃走。本想背着马俊独吞雇佣费的焦文军最终也没能得到朋友所许诺的5万元现金。
公诉方认为，既然马俊看到了焦的杀人行为并参与其中就应与其共同定为故意杀人罪。而辩方马俊的律师陈运认为，虽然焦文军在实施这一犯罪行为时是以杀人为目的的，但马俊不知道这一情况，所以不影响他单纯的抢劫目的，二人没有共同的杀人故意，所以在此案件中还应定其为抢劫罪，最终法院采纳了辩护律师的意见。
4 焦文军起初认为马俊是个便衣警察
焦文军17岁时，曾因入室盗窃被原籍地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1995年被释放后不思悔改，流窜进京，1997年年底，又因抢劫罪被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1999年1月被转至辽宁省盘锦监狱服刑，同年6月20日下午在劳动现场脱逃，盘锦监狱当即向全国公安机关发出协查通报。焦文军脱逃后随即流窜入京，开始了继续作恶的生涯。他自称想在北京猛捞一把，回老家开个洗衣粉厂。
马俊此前在京当过保安员，因纪律散漫被雇用单位开除，无业留京，又因持刀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被海淀公安分局网上通缉。1999年7月，兜里装着仅有的10块钱的马俊怀揣片儿刀窜至海淀区蓟门桥附近伺机作案时与抱着同一想法到此踩点的焦文军不期而遇。
焦文军绝不同于一般的犯罪分子，在第一次服刑期间，他靠自学拿下全国自考中文大专文凭，还学成一手木工手艺获得6级木工等级证书，有着超出常人的心理素质，而且狡猾阴险。见到马俊，他试着以借烟为名想探个虚实，马俊见到焦文军的第一直觉是“一看他就不像好人”。亡命天涯的焦文军草木皆兵，重罪脱逃被通缉，躲避戒备已成为他的本能。也许正是因为马俊两年的保安经历，使得焦文军起初误以为马俊是个便衣警察，他第二次入狱正是栽在便衣警察手中。攀谈之中一直恐于势单力薄的马俊袒露出想与焦文军联手干“大事”的想法。马俊见他流露出疑惑，发誓要用行动证明自己，并当场实施了一起抢劫用以接受焦的“考验”。焦文军见他铁了心，便接受了马俊入伙。
出身警察世家的焦文军，少年时就立志要干大事、成大业、挣大钱。马俊在当保安员的日子里，一个月的薪水有400多元，可迷恋大都市灯红酒绿，看到“大款”挥金如土的风光、气派，羡慕之心逐渐演变成妒火，不安现状的他便蒙生了“挣不到就抢”的邪念。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志向”、共同的社会心理使他们走到一起。
据焦文军讲:他们作案选择的时间都是在上午9时至下午4时，是出于几方面的理由，一是这个时间段大多数人在忙于工作，街面上人少，便于作案;二是北京晚上的警察多，白天则相对较少；三是人们白天的防范意识淡薄，夜晚人的警惕性高。在选择作案地点上，两人下了一番大功夫，贼迹遍及北京的三环、二环路沿线几乎所有的地下通道和过街天桥，哪个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的什么部位有治安岗亭、巡逻防控力量他们都一一牢记在心。焦文军早在1997年年底便开始作案，加上与马俊结伙后的抢劫，涉案149起。根据两人供述及刑警核实案件的情况看，三环路作案最多，占了128起，西北三环尤其突出，公主坟桥、航天桥至花园村桥、北太平庄一线及其周围地域，两人交待共作案87起，占全部交待作案的61%，二环路仅有21起。焦文军处心积虑的设计，曾使他在实施犯罪时侥幸地逃避了警察的两次抓捕。
焦文军把全部“智慧”都用到了作案上，总结出了“五种情况不能打”：一是暂住地周围不打；二是现场人多或打后不容易逃掉不打；三是现场有北京人不打，他们认为外地人胆小，不爱管闲事，北京人则可能大喊大叫，或打“110”报警；四是夜里不打，因为夜晚北京的警察多，行人少，行人警惕性高；五是没有手机的不打。然而再狡滑的狐狸也逃不出猎人的手。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张抓捕他们的天网正悄悄撒来。
5 “面向墙把腿分开，手抱头！”
2000年8月24日、26日、28日，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三次召开会议，通报情况，详细布置对此案的侦破，京城布下了恢恢法网。
在旧鼓楼大街的北面有一处地下通道，平时除上下班高峰期，过往的行人十分稀少。刑警李兵负责在通道内游动，民警王志勇、周涛各带一名保安员控制南北两个上下口。8月29日上午11点多，当李兵与王志勇会到一处时，突然发现两名男子从东南方向朝地下通道走来。王志勇和李兵佯作聊天，背对二人窥视着他们的举动，其中个子稍矮的男子手里拎着一个大纸袋，这人就是焦文军，而另一个则是马俊。
在布置任务时，都对民警着重强调犯罪嫌疑人可能是两名东北男子，作案时，拎着一个纸袋，纸袋内放有作案用的铁棍，这个细节所有上勤民警都烂熟于心。当焦、马二人走下通道时，李兵、王志勇迅速尾随下去，李兵拔出手枪，拨开保险栓。就在二人走到通道的中间位置时，王志勇和李兵大声喝道：“不许动，警察!”这突如其来的喊声，使焦、马二人不知所措，呆立在原地。
“面向墙把腿分开，手抱头!”王志勇和李兵边喊边冲上去，将两人推向墙壁，焦文军把纸袋放在地上，王志勇在其身后从上到下摸了一遍，“把身份证拿出来!”王志勇说着提了下纸袋，很沉。这时，焦顺从地从裤兜内掏出钱包，王志勇打开钱包，只见身份证的住址一项前两字是辽宁，他顿时喊道：“周涛，快来，这家伙是东北人!”周涛闻声和另一名侦查员带领保安员冲了过来。就在这时，马俊有些耐不住性子了，刚欲挣脱，就被刑警李兵察觉，他抡起手枪把狠狠地砸了马俊脑袋两下，马俊摔倒在地，李兵又用手枪顶住了他的太阳穴。与此同时焦文军趁机转回身把瘦弱的王志勇一个背挎摔倒在地，王志勇不顾伤痛奋力将其扑倒，与冲上来的周涛等人将焦文军按住。焦文军凭着自己身强力壮，几次被按倒又几次翻身站了起来。民警和保安员都拼红了眼，最后终于将其死死按住，就是这时被按在下面的焦文军仍在负隅顽抗，他照准民警周涛的大腿就是两口，在这生死关头民警周涛忍住了钻心的疼痛，抽出手铐将焦文军牢牢铐住，两案犯终于束手就擒。在纸袋内，民警王志勇发现了一根直径3厘米、长50厘米、重约10公斤、用报纸包着、外层用透明胶条缠绕的螺纹钢筋棍，并从马俊身上搜出了一把10厘米长的折叠刀。两个专打闷棍的恶魔就此落入法网。
虽然法院的判决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作了认定，但二犯均将赃款挥霍或寄回养家，实际上物质赔偿很难执行。有的社会学家指出，根治贫富两极分化，彻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才是遏制恶性刑事案件高发的治本之道。(李晨 李砚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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