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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优秀警官，肾病已进入尿毒症阶段，因没钱换肾在家保守治疗；他热爱写作，即使病痛折磨得他痛苦不堪，仍视写作为来日不多的第二生命。
一等功臣病倒了
年过半百的余发海，１９５０年５月出生于长江北岸洪湖边一个家境贫寒的农民家庭。１９８０年被抽调到蒲圻县公安局，先后担任过治安民警、科长、派出所所长、“１１０”指挥中心副主任等职。１９８９年，突患急性肾炎，因只顾工作，延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最后导致慢性肾衰竭，后来又发现高血压和心脏病。医生告诉他，要想活下去，必须做肾移植手术。
可换肾需要８万元，余发海的家庭能拿出这笔钱吗？当时，余发海每月的工资只有２００多元，而他的妻子只是一名清洁工，每月的工资更少。夫妻俩靠几百元的工资维持生活，还要负担３个孩子上学读书，连平时的生活都捉襟见肘。而在这之前，为治病，他们已经花去２万多，此时，他们又能到哪里去弄这近乎天文数字的换肾费用呢？
也许有人会说，余发海是一名警察，他不是可以享受公费医疗吗？的确，余发海不仅是一名警察，还是一名非常出色的警察：自从１９７９年成为一名警察以来，他多次立功受奖，在他３３年的工作生涯中，２６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曾获地区嘉奖３次，被省委授予“全省党风建设先进个人”的荣誉称号。１９８３年，他因成功侦破了一起涉及４省，团伙成员达４０余人的非法买卖户口案件而被公安部记个人一等功。
这样优秀的警察，当然可以享受公费医疗。但是余发海享受的公费医疗只能报销一部分，而且每次的费用都有明确的限制。为照顾这位模范警察，局里已经破例为他报了１万５千元。而此时的公安局，财政也很紧张：干警们工资受到拖欠不能按月发下，局机关电话费欠款６万余元，而且经常因欠费停水停电。
一天，当余发海从一篇报道中得知一个肾炎病人可以拖垮一个企业时，他的心情开始变得沉重，如果再向组织伸手，岂不成了拖垮公安局的罪魁祸首？想起自己“当警察不难，难的是当个好警察”的誓言，余发海实在不想再给单位和家庭增添负担，他决定不做手术，回家用偏方或中草药治疗，实行“自救”。
如何自救？余发海有自己的主张：其一自然是放弃换肾的念头，采取保守治疗；其二是开源节流，让孩子退学，尽早到社会上闯荡。
我们不能没有父亲
正在武汉读书的余绿林接到父亲余发海的信时，犹如听到晴天霹雳，一下子懵了。怎么？父亲叫我退学？我好不容易才考上湖北经济管理大学，才当一个月的大学生，父亲怎么这么狠心？作为一向慈爱可亲的父亲，他这是怎么呢？
其实，余发海给儿子发完信后，他的热泪也止不住夺眶而出，他的心在泣血，这也是迫不得已啊！
一方面多么希望继续在大学深造，一方面又不能没有父亲。余绿林的内心非常矛盾，但他相信，父亲让他退学，一定有他的道理。当他含泪递交退学申请书时，班主任老师真诚地挽留他，可余绿林说：“我的人生路还长，但我不能没有父亲，我不在乎几年的蹉跎。”
余绿林离开他心爱的学校回到家里，在公安局办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当门卫，一个月的工资只有４０元。当他捧着第一个月的４０元工资交给父亲时，余发海这位铁打的汉子流泪了，他紧紧地握着儿子的手，百感交集。
余发海还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余茂娟，二女儿余三润。余茂娟见哥哥退学打工挣钱给父亲治病，正在蒲圻读中专的她也打起铺盖卷，含泪告别了快读了一年的学校。接着，不满１４岁的余三润也要求退学，为家里分担忧愁。余发海实在不忍心让３个孩子都为自己退学，三润在班上一直是优秀生，她应该很有前途的，对三润的请求，余发海坚决不同意。然而，余三润却说：“爸，我不想再花家里的一分钱了，我要打工接济家里，我要挣钱为你看病。”
多么懂事的孩子！余发海泣不成声地问道：“孩子啊，爸这样做是不是太自私了？”三润善解人意地安慰父亲说：“爸，你不要太自责，没有你，别人也许不会感到缺少什么，但我们绝对不能没有父亲啊！”最后，余发海拗不过小女儿，只好同意她退学。退学后，余茂娟在一家个体电脑店当打字员，她用每月微薄的薪水到医院给父亲买药，并偷偷学习扎针，她先在自己身上试扎，虽然痛得双泪长流，仍咬着牙一声不吭。第一次为父亲扎针成功后，他就兴奋地告诉父亲以后用不着天天去医院了。余三润因为年龄小，只有在餐馆里端盘子，为了多挣几个钱，她还去学理发，将挣来的每一分钱都交到亲手里。
兄妹三人用他们稚嫩的双手和母亲夏颖兰一起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他们根据民间秘方，经常起早贪黑到很远的地头、田间、山里去采草药。有时候腿摔肿了，手刺破了，也默默地忍受着。草药采回家后，夏颖兰就将它们洗得干干净净，半夜３点钟上班以前将药煎好，为的是让丈夫早晨起床后能喝上药。 余绿林平时喜欢看书报，只要一看到有关治肾病的药方，他都要剪下来，供父亲参考。几年下来，他剪下来的各种资料有五六百种，贴了满满一大本。作为家里的长子，余绿林自觉承担起陪父亲上医院的使命，他还经常陪父亲聊天、谈心，从心理上关心父亲。他和父亲之间，并没有一般人所说的代沟存在。这使余发海感受到除医药治疗之外的另一种更有效的精神治疗。
今天，让余发海感到欣慰的是，三个孩子不仅以柔弱的肩膀和母亲一道担起了家庭的重担，而且还利用业余时间自修学习。大儿子拿到了本科毕业证书，现在在父亲的单位当刑警，并且入了党；大女儿自修读完了电大课程，现在在一家企业打工；小女儿有幸得到市委领导的亲笔批示，进环卫局当了一名工人。
“病榻文学”的诞生
亲人的悉心照料，社会各界的由衷关怀，让老躺在病床上的余发海心里颇不平静，他想做点什么，为社会，也为家人。这时的余发海已经完全从住院时遗留下来的失望、焦虑、彷徨中摆脱出来了，他说：“我的人病了，而且治不好，可我的脑没锈，心没死，老躺在病榻上靠人伺候料理，往后该怎么办呢？我清晰的思维告诉我应该在病榻上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混着才好。”
平日，余法海只能半躺式坐着，如果直身硬坐，就会腰酸背胀，血压升高，双腿浮肿，若低头往前掺着写字，不到一小时就会呼吸困难。站立行走不到一小时就会心悸、头晕、两眼模糊、两腿没劲，双手掺着腰也支持不住。唯有靠在病榻上，半躺着活动、看书，少许与人谈话，才觉舒适。
这种情形下，余发海到底能做什么呢？联想到自己长期在基层治安管理和侦查破案中亲历的一个个故事，余发海萌生了以案说法的念头。第一年，他写了约１５万字的回忆录；第二年，他写了约１５万字的政法论文、杂文、散文；第三年，他开始转轨写侦探小说、写大案要案纪实性的报告文学，以及家庭婚姻方面的法制文学故事；第四年，他开始写影视剧本。到目前为止，余发海已经写有近百万字的作品，其中大部分已在全国４０多家报刊杂志上发表，并且屡屡获奖。剧本《苦囚良缘》已被排成电视连续剧。法制纪实文学集《一个永恒的话题——关于爱的故事》和报告文学小说集《江南警探》也分别被珠海出版社和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以文会友，余发海因此受邀免费参加了港澳笔会、俄罗斯笔会，有幸结识了一些著名作家。通过病榻小天地，余发海与广阔的社会连在了一起。
追求文学的人，有的把写作当成对事物不同看法的发泄；有的把写作当成奋斗的事业，当成生活费的来源；有的把写作当成休闲，当成副业，当成扩展生活空间和作为联谊活动，建立新型人际关系的一种享乐……
余发海则不然，他每天有四分之三的时间要躺着，他的床榻下面长期放着一个玻璃容器，是用来为他计算２４小时尿液排泄量的；还有一个马桶是他妻子早晚为他做完结肠透析后，便于体内及肾脏毒液通过肠道从大便里排出用的；他的枕头两旁各放着一部电话机和一部手持式无线电对讲机，是对内方便工作，对外方便社会联系用的；床上堆放着词典、工作笔记、旧资料和手稿，还有血压器、听诊器，以及袖珍收音机登；床头边有一张和病榻一样高的小平板桌，是他放墨水、放茶杯、放饭菜及写作用的。余发海就这样半躺着写作，等待他的不是事业、不是成名、不是稿酬，而是死神的降临。所以，他的文学是“病榻文学”。他让我们想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想起张海迪，想起身残志坚……
最后，有必要给“病榻文学”下一个定义。什么是病榻文学呢？病榻文学并不是说病写病的文学，而是指一些重病患者或者身残志不残的事业者们，在与死神作斗争的漫长岁月里，他们为战胜和缓解病魔绵缠的痛苦生活空间，萎缩在小小的病榻天地，用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支撑着日渐消受的身躯，有气无力地握着笔，写写停停、想想歇歇、思思写写地进行着日不足千字，月不过万字的艰难的“爬格”。（戴劲松、李增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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