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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河池地区都安瑶族自治县离南丹“7-17”矿井特大透水事故现场不足3小时车程，根据内幕人士提供线索，这里的高岭、永安、大兴诸乡镇是此次事故死者最聚集之地，昨天下午6时许，当本报记者从千里之外赶至这个人口只有70万的县城时，已是夜幕降临。
这是一个受“伤”的小城。可靠消息称，至少有30名本地人客死在异乡的黑井之下(另一说法是12人)。街头巷尾充斥着关于此次悲剧事件的各式版本，当地人敏感地警惕着口操普通话的外来客，记者总有被人跟踪感觉，连住宿都不敢使用真实的身份证件。但是，在此非常时刻，陌生人总是很难在小地方隐形采访，记者在多处被人识破身份之后，对方总是闭口缄言，沉默应对。一个在县城最主要马路上的店面开网吧的人私下提醒我们：“你们必须小心点儿。”
事实上从昨日凌晨1时许我们接到采访任务算起，我们便处于“很小心、很紧张”的状态了。在大概搜集材料搞清楚情况后，我们在凌晨2时订完当日飞南宁的机票，并通过关系联络到一名此事件的知情人和卷入该事件一批人士的电话。几个小时以后，记者便登上前往广西的飞机。至下午2时30分，身带现代化采访装备的我们终于在南宁市区内指定地点与那名知情者碰头。迫于压力，此人反复叮嘱记者不要透露他身份，而且很明显，他在对事实关键处表述时语焉不详。记者只好放弃南宁，包车经武鸣、马山诸县200公里直奔最可能出新闻的地点：都安。
晚上7时许，我们在都安见到了另一位事先联系好的知情者。他告诉我们，7月27日，南丹矿上曾有人带着一个很大的提包来到县城，并于当天就包了一辆出租车下到各个己知死亡的有名有姓的人家。据当天被包司机告诉知情人，这些人的提包里全是一万元一叠的百元大钞，他们每到一家，便拿出一份协议书，只要死者家人在上面按上手印或者签上字，这些人便给死者家人3万元钱(不是此前一些媒体说的2万元)，以作为家人的闭嘴费。这些人当天没有跑完所有的人家，当晚也没有返回县城，直到第二天晚上才回到都安县，回来后也不休息，就连夜回南丹去了。我们提出，难道死者家人不能不收这笔钱？知情人笑了。他说，都安是个国家级的贫困县，这些死者的家庭每年人均收入不足500元，3万块钱对于他们来说，恐怕一辈子都没有见过，他们怎么能够拒绝这笔用亲人生命换来的金钱呢！在路边大排档上稍稍吃了两口饭，我们找了一辆出租车连夜向着几十公里外的高岭镇赶去。那里有家受害人家属。据知情人讲愿意接受采访。虽然车窗外的月亮很圆，但我们的心情怎么也好不起来，因为我们确实不知怎么面对失去亲人仍在悲伤中的人。
汽车在驶出县城不久便离开了公路，之后便是坑坑洼洼的泥土路，虽然司机一再说这段路只有13公里，但我们的车还是开了近一个小时。当我们的车到达屯子口时，出租车司机说什么也不愿意和我们进村，无奈我们只好在屯子口“收买”了一个愿意带路和当翻译的小青年。在萤火虫和月光之下，一条没有路灯的乡间小道将我们引进一户亮着昏黄灯光的砖房里。
这是“黑名单”上一死者的家，60平米，摆着一张床，几个缸，简陋无比，我们甚至看见有耗子在房间里出没。一个既不会听、也不会说普通话的35岁左右壮族女子在这里接受了我们采访。她和两个最大只有11岁的孩子正在等待丈夫和父亲的归来。
“黑名单”上死者的妻子没精打采的，家里墙上挂着一些小儿子得来的三好学生奖状，作为母亲只有提到这儿，她才面露笑意。在看过我们的采访证后，她告诉记者，老人刚刚去世家里需要钱，所以男人打工去了。记者问是不是去了南丹，她说不是，是到了广州，因为几天前有派出所的人跟她谈话，告诉她“老公在广东伤了腿，回不来了”。她有意无意地回避、甚至否认“老公已经出事”的事实，翻译跟我们说，可能已经有人此前打了招呼，不让她提。采访断断续续，外面不断有人进来用方言跟她讲话，翻译告诉我们，街坊们是在劝她少对记者说话。最后，她托故离开我们，到邻居家躲藏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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