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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第十次党代会和市委十届一次会议，除了完成各项既定议程，还专门认真讨论和深入反思了以原市长慕绥新为首的“沈阳窝案”，使得沈阳市的这次党代会备受各界瞩目。7月31日，会议刚刚闭幕，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等省委领导看望了沈阳市新一届党的领导班子，他指出，慕绥新、马向东等人严重违法犯罪案件的教训之一，就是他们严重破坏了党的规矩，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成为“党内个体户”。他的这个比喻新鲜、生动，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闻世震说慕绥新、马向东等人是“党内个体户”，意思是说他们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不受党组织的监督和约束，腐化堕落，为所欲为，作为共产党员他们丧失了应有的党性，作为领导干部他们丧失了起码的官德，已经完全没有一点儿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的样子。应该说，上述对慕绥新等人违法犯罪的指控与概括是成立的，但是，我们能因此就称他们为“党内个体户”吗？
在中国，个体户是个体工商劳动者的简称，他们占有少量生产资料，支配十分有限的社会资源，从事个体劳动，规模较小，经营较分散，技术水平一般也较低。个体户进一步发展壮大，经营达到一定规模，影响力达到一定程度，就成了私营企业。无论是个体户还是私营企业，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享有法定的权利和义务。以前个体户的名声不太好，那主要是特殊的历史环境造成的，但今天我们说某人是“个体户”，就不应当先入为主地带有某种歧视与贬损的意味。如果硬要说个体户身上存在着不够高大完美的地方，顶多也就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们生意做得不大，小打小闹，难成大气候；第二，他们自主经营，自我发展，有时工商行政部门不便于管理与引导，如此而已。
这样，如果某人被形容为“党内个体户”，无非是指第一，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角色，其言行在党内影响不大；第二，他有一些自由主义表现，不能做到模范遵守党的组织纪律，但并未发展到特别严重的地步。用这个客观标准去衡量慕绥新、马向东等人的违法犯罪事实，就会发现将他们比喻为“党内个体户”实在是很不贴切的。
从规模和影响上看，慕绥新、马向东等人绝非“小打小闹”。慕绥新身为一市之长，利用“职务之便”大肆索贿受贿，巧取豪夺，短短几年间就为自己积累了一两千万元的非法资产；马向东身为常务副市长，除了贪赃枉法，大捞不义之财，还频频跑到境外豪赌，一掷千金。二人同时还与黑社会头面人物称兄道弟，沆瀣一气，与地方黑恶势力交往密切，狼狈为奸。除了慕绥新与马向东，沈阳“窝案”中被查处的还有从法院院长到检察院检察长，从财政局局长到税务局局长，从土地局局长、物价局局长到烟草专卖局局长、建委主任、国资局局长……等一大帮头头脑脑，这些人臭味相投，“咸与维新”，以“老大”慕绥新为中心，组成了一个盘根错节、实力雄厚的腐败集团，将一方水土搅和得乌烟瘴气，严重妨碍了沈阳的社会经济发展，损害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如果仅仅将慕、马等人视为“党内个体户”，那也太低估他们的能耐、太小瞧他们昔日的“辉煌”了。
从危害和教训上看，慕绥新、马向东等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也绝非党组织“不便于管理与引导”引发的结果。今天反思沈阳“窝案”，人们自然可以感叹“不受监督与制约的权力必然滋生腐败”，从而得出“必须加强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之类的结论，但问题的关键更在于，当初慕绥新、马向东等人到底是如何攫取到可供他们肆意妄为的权力的呢？一个在沈阳可以不受任何监督与制约的权力体系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慕绥新、马向东如果只是“党内个体户”，他们把坑蒙拐骗、为非作歹的“生意”做到如此骇人听闻的地步，负责对“个体户”进行管理与引导的“工商行政部门”无疑有失职、失察之嫌，但现在人们并未看到有哪个“部门”或主动或被动地站出来承担失职、失察的责任，那么请问，到底是“工商行政部门”针对“个体户”的管理与引导机制出了问题呢，还是慕绥新、马向东等人根本就不是什么“党内个体户”，而是党内的“特殊企业”或“大型垄断行业”，所以一般的“工商行政部门”的确拿他们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今天也不大好意思追究这些“部门”的责任？……
古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把慕绥新、马向东等人“贬低”到“党内个体户”的水平，虽然尚不至于令老百姓“无所措手足”，但却不利于人们认清沈阳“窝案”的实质，并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因此之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君子订正了名分就一定能够说话，说了的话就一定能够执行。君子对于自己所说的话，不能有一点随便马虎)，对于慕绥新、马向东等党内非同寻常的腐败分子，我们需要做一项“必也正名”的工作：他们不是“党内个体户”。（潘多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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