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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发言人倪可波和美国《外交》杂志执行编辑詹姆斯·吉布尼，不久前就中美关系问题与中国有关官员、学者及媒体记者进行了坦诚的专题讨论。他们认为，中美关系会朝积极方向发展。
与会中方代表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威胁论”是否在美国很有市场。有一位中方代表刚刚从美国回来，他说，他从美国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中感觉，美国人不希望世界上有一个能够和美国平等对话的国家崛起，而且美国官方往往相当受公众舆论的影响。
詹姆斯·吉布尼曾经在美国政府部门供过职，并作过总统撰稿人。他首先表示，他非常高兴在此次讨论会上无须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詹姆斯·吉布尼从两个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第一，他认为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的确在某一些方面反映了某一些美国人士的看法，但是，如果就凭这一点说布什的对华政策是受到公众舆论的左右，是过于简单化了。“布什总统之所以会当选，就因为他提出的外交政策是新的务实主义。传统上，务实主义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而不是国内政治的影响。”第二，詹姆斯·吉布尼指出，美国媒体并不代表美国政府的官方立场。
詹姆斯·吉布尼介绍，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可以分成地缘政治、经济、国内政治、企业等四大类。总的来说，这四类媒体的口气都是比较消极的。最显著的是地缘政治类媒体，他们认为未来会与中国发生冲突，认为中国国内在自由方面受到压迫。但是，经济类的媒体评论大部分都是积极的。他认为，社会的改革和变化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都是非常大的挑战。“八、九年前我还在美国国务院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工作重点就是向上级报告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但是，国有企业改革、人口从乡镇流入城市等问题给中国人带来的这种挑战，是美国人很难想象的。美国需要更多的有关中国方面的报道。如果有更多这方面的报道，美国人对中国正在进行的变革知道得越多，就越能理解中国在国际上的一些行动的动机，能够明白中国人的目的不是为了扩张，而是为了克服面临的挑战。”
“另外，由于因特网的出现，传统媒体的广告发行等各种成本随之加高，媒体的收入相对减少。所以，为了削减支出，他们关闭了很多驻外地的办公室。这样，美国民众对外部、包括对中国的直接了解相对也减少了。”
中方代表认为，美国媒体应该多登载一些有关中国国内发生的变化和改革的进展。“媒体应该考虑如何改变这种缺乏了解的局面，应该从中作一些相互沟通的工作。”詹姆斯·吉布尼表示，“我们希望得到中国作者的投稿，得到第一手资料是很重要的。”他认为，美国人应该多到中国访问，中国人也应该多到美国去亲眼看看实况。
倪可波站在美国政府的立场也谈了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看法。倪可波说，“我可以代表美国政府说，我们觉得中国的崛起是必然的，而且是对美国对全世界都是有利的。所以，美国不想也不能阻止中国的崛起。但与此同时，我们觉得中国应该多参与国际社会，这一点也是对大家都有利的。中国多参与国际社会并遵守国际规则，对中国来说，可以多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过程。”
倪可波把美国社会非主流的声音称之为“噪音”。他说，“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人人都要充分发表意见，有些人的声音会高过领导人，而且他们会自作主张地把他们的看法纳入政策的范畴。”
与会中方代表提出，布什政府集中所有的力量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洲，并增加对台军售，其实是针对中国而来。这与里根政府对前苏联的政策十分相似，有新冷战开始的感觉。中方代表希望知道，在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分类中，对华政策到底排在什么地方。
代表美国官方说话的倪可波，矢口否认美国新政府对华政策与里根政府的前苏联政策有任何相似之处。“根本不能把美国与前苏联的关系与现在的中美关系相比较。有些中国的学者认为，美国对付中国的办法和对付前苏联一样。这是没有什么根据的。以前，苏联确实是美国的敌人，这是公开的事实。而且，我们的行为也表示，我们把他们看做我们的敌人。很具体的例子是，美国当时根本不允许学生进行交流。但是，现在有5万中国学生在美国。另外，最惠国待遇必须经过国会批准的制度，是专门针对苏联而制定的政策，目的就是根本不给苏联最惠国待遇。最近几年，虽然有很多国会议员反对给中国最惠国待遇，他们也做了很多努力不要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但事实证明这种声音并不是美国的主流。还有很多其他的方面，如科技方面的交流，以及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合作等等，都是中美关系友好的具体例证。”倪可波说，分析美国对华政策的时候，应该注意到一些比较实际的东西，而不把重点放在说法上。“现在我们与中国的共同点和分歧的地方，与一二年以前是一模一样，没有变化的。以前我们说是战略伙伴，现在说，在某些方面是伙伴，在某些方面是竞争者。只是一个说法上的不同，影响不到政治的内容。所以，我谈到中美关系，就会把重点放在如何处理我们分歧的地方。可以采取积极的建设性的态度去对待，也可以采取消极的态度去对待。很显然，积极比消极要好得多。”
“美国政策制定的过程有很高的透明度。”倪可波说，“这一点非常明显。因为，我们受到国会监督。分析美国的政策，需要特别注意美国高级官员到国会所做的讲座，或是与国会议员交换的意见，他们在国会说话时会特别直率，基本上没有幕后话。一般来说，很多人认为，政治人物在台前说完以后，还有幕后的话。但是，现在美国政治人物已经不可能像60－70年代那样了，因为受到了监督。”
中方代表认为，在未来的10－20年中，中国的变化可能比美国大得多。美国如何预期中国的未来变化？这种预期将如何体现在今后的外交政策中？”
詹姆斯·吉布尼非常欣赏这种预测。“这一点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一个细节。”
詹姆斯·吉布尼认为，美国人对中国并没有敌意，而且很友好。“我在东京呆过8年，一些到过中国的日本人认为，美国人喜欢中国人多过日本人，我记得我当时相当的惊讶。”
他列举了中美贸易问题证明自己的判断。“虽然美国与中国之间现在有着最大贸易逆差，但是，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仍然在继续发展。相比之下，当美国与日本之间有贸易逆差的时候，民众的情绪激动得可以危及到美日两国的关系。反而，中美之间出现贸易逆差的时候却相当平静。即便就是在中美两国发生撞击事件的时候，两国之间的贸易也在正常进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如果从积极的一方面来看，中美两国过去的交往历史尽管时好时坏，上下波动很大，但这种好坏很快便可以改变。而且，这种改变非常明显。”詹姆斯·吉布尼说，“几年前，我还是总统撰稿人的时候，当时我为了要写一篇演讲稿，特别看了里根总统84年在复旦大学所做的演讲稿，我想，同样的演讲稿如果今天由布什总统来讲的话，肯定会认为他精神有问题，要弹劾他了。但是，当时中国刚刚开放，美国的决策者一方面希望打中国牌，一方面对中国决心改革是由衷赞赏的。”
“在过去的30年中，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也有很大的改变。60－70年代期间，美国对中国的看法是比较消极的，认为中美在意识形态方面分歧太大，但是，随着两国关系的逐渐改善，这种看法逐渐有所改变。1989年2月，我们有一个民意调查，有72％的美国人对中国有非常积极的看法。后来，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逐渐倾向消极。2001年2月份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27％的美国人对中国有比较好的印象，这是因为在海南岛发生了撞击事件。这个百分比的确太低了。但我相信，这个局面也会很快扭转过来。”
詹姆斯·吉布尼说，“我可以作一个预测，一二年以后再来看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不会有很大的差别，如果有的话大约是20％左右，主要将是TMD上。在布什政府方面，其实也有两个派别。一个是理想主义，一个是现实主义。我不清楚将会是哪一个派别会占上风，但是我非常同情美国的官员。以往美国对俄罗斯有一些看法，但是布什总统与普京一见面就陶醉了。鲍威尔国务卿，你听他所说的一些话，其实与克林顿并没有什么不同。今年秋天，布什总统将到上海来参加APEC会议。我相信，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新转机。 (茹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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