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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先生一封来信反映了“机场高价”问题。随即，记者对信中所提到的咖啡厅进行了采访，同时与茅先生取得了联系。
北京青年报编辑部：
2001年7月27日下午2时我和远景东方影视传播公司的三位工作人员一起到首都机场国内出发大厅进大门的二楼咖啡厅喝咖啡。我们四个人一共要了四杯咖啡和三个三明治。结账时要我们付480多元。原来咖啡要88元一杯。经过我们提出抗议，最后降为38元，一共付了230多元了事。
这是一间极普通的咖啡厅，设备一般，座位比较拥挤，环境相当嘈杂，属于机场大排档层次，是为过往旅客服务的地方。在这里喝咖啡根本谈不上是什么享受，只是等待起飞，消磨时间。可是它的收费标准却超过首都五星级宾馆两倍以上。它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地处机场，顾客来去匆匆，即使严重犯规，也不会被人揪住不放。他们做的是一锤子买卖。
如果发现一家犯规商店，就立刻给它挂上一个“信不过”的牌子，他们就再也不敢这样做了。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2001.7.30
记者体验机场高价
本报记者杨涛报道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茅于轼先生曾经光顾过的机场咖啡厅，专程品尝高价咖啡的滋味。在候机楼二层的咖啡厅内，一多半座位都已经有人。记者落座后，看到菜单上林林总总罗列了数十种饮品，价格都令人咋舌。记者告诉服务员要一杯咖啡和一听红牛，立刻就花去了118元，而如果在市区同档次咖啡厅，可能用不了40元。记者结账时提出价格太贵，服务员一再表示“这是最好的咖啡”，而数天之前，茅先生和朋友看到账单后大吃一惊，据理力争，最后咖啡居然降到了38元一杯。记者还注意到，看到账单后吃惊的不止茅先生和记者两人，在短短5分钟内，就有两位顾客向服务员明确表示价格无法接受，而看了菜单价格后马上离去的也不乏其人。
茅先生分析认为，其实多数客人在机场咖啡厅消费纯粹为了打发时间，而附近又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消费场所，只能接受这种离谱的高价。其实像这种“敲竹杠”的情况在很多地方都有，比如机场、火车站、旅游景点附近，原因就是顾客多为流动人群，店家做的是“一锤子买卖”。但是机场还具有更特殊的地方，就是在很大范围内存在垄断经营的行为，几乎不存在竞争，这就更加剧了价格的抬高。在经济学上，通过公平竞争，商品的价格必然要达到边际成本。“机场高价”的现象严重违背了这一原理，肯定会损害消费者利益。事实上国外发达国家很少存在这种现象，一般机场商品的价格只是稍高于普通场所，按照经济学规律，机场商品的价格也不应该这么高。茅先生认为，必须在这类无法形成公平竞争的场所实行政府管制，给犯规者挂上一个“信不过商店”的牌子，直到他们再也不敢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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