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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47岁，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国情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清华大学21世纪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研究。
约占城镇劳动力的1／4———2．4亿农民工进城———年均1％的GDP贡献
记者：从20世纪80年代民工潮至今，农民工（以务工青年为主体）进城这一社会现象日益引人关注。据预测，“十五”期间每年将有近千万农民加入到务工青年行列。该如何看待农民工流动、迁徙的趋势？
胡：我去韩国时，曾有学者问我，中国的经济增长还会持续下去吗？我的回答是：中国经济还会持续高速增长20年。判断的依据是：伴随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大迁移，至少还将持续20年。
从历史上来看，各国经济起飞都伴随着大量人口迁移。一战期间，大量外国移民进入美国，与此同时美国本土也有人群大规模西进，成为美国战后经济增长主动力之一。而在一战前，北美、澳洲持续百年、规模宏大的移民潮，更是伴随着整个工业化进程。
我国人口规模相当于30多个中等规模的国家，从1978年至今，人口从农村向城市，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迁移，就其规模和影响来看都可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也是迄今最大的一次。
经研究预测，农民工约占城镇劳动力的1／4，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农民工曾一度占城镇劳动力的1／3左右，达200万到300万人之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城镇人口数比上次人口统计就多出6278万人，这一统计数字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比较合理的估计是从改革开放至今，转移进城的农民工约在6000多万到1亿人之间，其余的是由本地农村人口转为城镇人口。
人口迁移的直接后果是城市化比例大幅度提高，22年间，我国城市化比例由1978年的17．9％上升为2000年的36．2％。如果扣除掉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估计迁移进城市的农村人口约为2．4亿。
记者：农民工进城正对整个社会经济发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怎样评价这种影响？
胡：据世界银行1997年的研究，由于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所引起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约在一个百分点左右。1990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近21．1％来自工资性劳务收入，到1999年这一比例达到将近30％，其中东部地区达46％，成为主要收入来源。据全国总工会一项抽样调查显示，1997年农民工平均每人给家庭寄钱2000元，我们估计全国农民家庭从中收入每年约在1300亿到1600亿元之间，远远高于政府各类扶贫项目对农村的投入（100～200亿元）。
农民工对经济贡献的另一方面体现在拉动内需上。农民工中90％在40岁以下，作为城市劳动力中最年轻的群体，农民工不仅是生产主体而且是消费、储蓄主体。如果农民工消费能从农村消费转型为城市消费，那么他们的人均消费水平将提高1．8倍。此外其对住房、医疗以及对城市基础设施的需求，都将构成扩大内需的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呈上升趋势，到1990年达到最高点，近两亿人，约占农业劳动力一半以上，到1996年下降到1．6亿人。而后，随着农村新生劳动力进一步增加，农业劳动力到2000年又增加了800万，剩余劳动力又呈上升趋势，如果非农产业和城镇不能大量吸纳剩余劳动力的话，到2005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将上升至两亿。此外，加入WTO之后，中国农村的隐蔽性失业将加剧，农业劳动力的剩余时间将大幅度上升，从而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最大浪费和闲置。而农民工进城将有效降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比例，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率。
农民工进城还将有助于减小城乡差距。目前城乡间不仅收入差别巨大，更重要的是制度上存在差距。城乡间是两种身份、两种就业、两种公共服务制度，其在电话普及率、上网设施以及教育、卫生、文化设施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差距巨大。消除差距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另一方面要允许农民进城务工。
37％以上是团员———9年以上平均受教育程度———1．5％的失业率
记者：在对待农民工进城问题上，城里人更多呈现出一种复杂心态，一方面离不开农民工，一方面又担心农民工的涌入会引发犯罪率上升等社会问题，因而不同程度地存在各种歧视性政策。那么农民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农民工对于城市发展意味着什么？
胡：回答这个问题前，我想先说一组数字。1997年全国总工会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工的主体大体由三部分组成：33％来源于农村毕业学生，37．3％是务过农的农民，另外近1／3是有过城市务工经验或当过兵的农村人口。农民工中初中毕业的占三分之二，其中高中生占16．9％。农民工平均受教育程度是9．2年，而全国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是6．5年。农民工中团员占37．2％，远远高于团员占全国人口的比例。
这只是几年前的一个调查，足以说明农民工是农民中素质较高的群体，是当地的能人。他们和一般盲目流动人口不同，居住地相对固定，就业相对稳定，收入来源相对有保障。尽管在劳动力市场受到歧视性待遇和不公平待遇，但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具有较高的竞争力，实际失业率只有1．5％，远远低于城市的实际失业率，也大大低于国有集体企业的下岗比例（18％以上）。农民工已经成为全国各省区城镇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没有得到正式城市户口，也没有获得基本公共服务，但是其生活和生产方式与城镇劳动力大体相同。
根据个案调查，农民工的犯罪发案率明显低于城镇人口的犯罪发案率，不到千分之一。农民工是城镇中最肯吃苦、工作最辛苦、待遇又最低的劳动者、建设者，那种认为农民进城务工会使城市犯罪率增高的看法是一种偏见。
事实上农民工非但不是城市的负担，而且作为年轻型的劳动力人群，直接带动了生产率的提高。据统计，农业劳动力转入工业部门，将使原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6．1倍，转入第三产业将提高劳动生产率3倍。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在中国，现代化就是让成千上万的农民在城市完成自身的现代化过程，他们在被城市现代化的同时，也在推动着城市的现代化进程。
平等友好公平地善待———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享有公民权利
记者：由于认识上的差距，农民工进城在相当一段时间成了灰色地带，农民工有户无籍，往往成为城市边缘人。面临新一轮农民工进城浪潮，政府需要做哪些政策调整？
胡：对于农民工进城的政策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红灯阶段，计划经济体制下，严禁农村人口进城。第二阶段是黄灯阶段，限制农民进城或有条件地允许农民进城，如1984年国家规定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城务工，为农民进城打开了一道口子。第三阶段是绿灯阶段，十五计划纲要规定，打破城乡分割体制，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型城乡关系。改革城镇户籍制度，形成城乡人口有序流动的机制。
眼下一些沿海发达地区的大中小城市对农民工进城基本实行的是门户开放政策，特别是广东许多中小城市，农民工已成为当地劳动力主要组成部分，甚至超过当地劳动力或人口。但在其他一些城市仍不同程度存在对农民工的歧视性、限制性政策。如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对农民工实行自相矛盾的政策。一方面城市发展，需要大量使用农民工；另一方面又采取歧视农民工的做法，规定几十种工作岗位不得雇用未持证的外来劳动力。此外许多地区在招收外来劳动力方面，采取“先本市、后外地，先城市、后农村”的歧视性做法，等等。
从今后发展看，为了促进中国结构变革、城市化进程，政府应当制定公平的民工就业政策，必须从歧视性向友好型、平等型转变。保证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劳动安全和享受与当地城市居民相等的基本公共服务。
善待农民工就是善待我们的兄弟。一项调查显示，农民工户籍在农村，就业生活在城市，其所从事的职业，农业只占0．6％，其余为服务业、建筑业、制造业等。他们是当然的产业工人，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必须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实行常住人口申报制和登记制，只要具有劳动岗位（正规就业或灵活就业）、合法收入或报酬、居住地就可以视为当地注册人口，并有权获得公共服务选择权和公共事务参与权。
记者：农民工的真正后顾之忧是社会保障制度。事实上农民工因为没有享受到城市的各种保障制度，自身又日渐远离土地，正日益处在一种尴尬境地。
胡：农民工一旦成为城里人，其原来拥有的土地如何处理，无疑是个敏感问题，也是今后制定农民工政策的一个难点。我曾经提出“给户口置换土地”的设想，如果农民工愿意选择留在城市工作和生活，那么就应该给其城镇户口，让其享受与城里人同等的权益。应该根据《劳动法》给其各种社会保障权力，包括失业、养老、医疗等各项保障都应该拥有。但与此同时，由于居住地点的改变，农民工就自动放弃其原来所拥有的土地。
当然这只是一种设想。我们在迎来人口迁移浪潮时将会面对越来越多诸如此类的问题。但只要清楚地看到农民工进城的现代化意义，那么就会积极地着手解决问题。农民进城务工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这股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潘圆 张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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