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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夏，被费孝通誉为“五千年来第一展”的全国第一家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由于参观者寥寥，入不敷出，从热闹繁华的南京路悄然撤退。创办人中国性学家刘达临自己出资，继续在上海市武定路择址艰难维持。
他给自己半年的时间，如果到时实在维持不下去，就再走各地巡回展出的老路。
五千年来第一展
上海的武定路并不是很热闹。在近延平路沿街一幢高层的门面，黑底暗金的几个字———“中国古代性文化展览”显得含蓄，毫不张扬。当记者走向博物馆时，旁边走过的两人投来了奇怪的眼光。
记者被一副费孝通先生题的“五千年来第一展”的大字和一块“参观请上二楼”的牌子领上了楼。一到二楼，工作人员见有人来了，明显地露出收拾起精神的样子，立刻迎上来。得知记者不是来买票参观时，又露出明显的失望，期待观众的迫切之情可见一斑。
古色古香的展橱错落有致地摆着一件件珍贵的性文物，装潢简单质朴。记者粗略地逛了一圈，只看见一位参观者，而且他尽量低下头，本专注看文物的眼神也四下回避着记者，记者试图靠近他采访，他立刻转身走得远远的。
记者只好径直来到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创始人、董事长刘达临教授的办公室。刘达临一头花白的头发，学者味特别浓，谈话中清晰的思路和对事业的热情，让人根本看不出他已年届古稀。聊起这个博物馆，刘达临的话匣子就打开了。
1995年至1999年期间，刘达临举办的中国古代性文化展览，可以说是这所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的前身，“我当时在上海、无锡、沈阳、广州、大连、合肥6个城市公开展出的时候，反响空前强烈。最早在上海的第一次展览，短短一个半月中，参观者达到了10万人次，由于人太多，过于拥挤，不得不停止售票。”刘达临回忆起以前的盛况，掩饰不住的高兴。
刘达临带着展览走出了国门，日本、澳大利亚、德国、荷兰等都领略到了刘达临带去的中国古代性文化。
在柏林，德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亚历山大说：“我们这里从来没有这么多观众。”德国报纸评论说：“柏林掀起了一股中国古代性文化热，中国古代性文化以其巨大的魅力征服了德国人。”
许多国外性学家这样评价：“中国古代性文化和其他文化一样悠久、丰富，她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墨尔本，澳大利亚华人把刘达临的展览看成一件大事，他们说：“外国人都认为中国人很保守，很落后，特别在性领域，而这个展览证明他们是错的，中国的老祖宗在性方面是科学、开明的。”
早在1995年，刘达临在青浦徐泾镇买了一幢小楼，上下有7间并不算大的房间，刘达临将搜集到的性文物陈列出来，经常带朋友们来参观参观。虽然是非公开性的，但也比一般民间博物馆的规模要大一些，而且渐渐知道的人多了，辗转相托要求参观的也多了。
于是，1999年9月2日，刘达临和上海新世界百货有限公司签约的“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正式在南京路举行开幕仪式。博物馆在原先施大楼的8楼，展馆有1000平方米，“新世界”前期投资了五六十万元，一时间参观者络绎不绝，其中中外游客各占一半。这则中国第一家性文化博物馆开幕的热点新闻，曾被国内外媒体广为报道。
做得但说不得
可惜好景不长，媒体炒作的热乎劲过去以后，“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便开始被人冷落。但冷落她的并不是广大市民，而是由于一块小小的指示牌。
刘达临的博物馆说起来在繁华热闹的南京路，但由于沿南京路门面被营业的大商店占去，其真正入口被安排在离南京路10米的一条小弄堂内，虽离得不远，但不知道的人就是找不着。
“有一位美国客人，第一次、第二次来上海都没找到，第三次来还是兜了好大一个圈子，才打听到我们的电话号码。还有几个日本客人曾沿着南京东路从外滩一直找到南京西路，两三个小时都找不到。不好找，客源就少；客源少，经济收入就少。当时博物馆的门票收入只能勉强支付员工工资及水电等杂费，连房租、装修费用都偿还不上，更别谈什么赚钱。我们想在交叉路口立一块指示牌，但有关管理部门就是坚决不同意。他们说，‘性’这个字是绝对不能出现在南京路上的。”刘达临今天谈及此，言语中仍有隐隐的不平。“我想，‘性’字不用，那‘生殖文化’看上去不会是那样刺眼了吧。没料想，‘生殖文化’的牌子刚一挂上，就被管理部门强令翻转了过去，他们声称，‘生殖’两个字也不能用。”
困惑的刘达临问讯有关管理部门，得到的回答是这样的：据国家工商局1996年一个通知，“性产品不得做广告”。更加困惑的刘达临据理力争：性文物又不是性产品，它们是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
就这样，刘达临的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在一块小小的指示牌前败下阵来，参观者越来越少，展厅越来越冷清。
在开馆之初，刘达临还是有思想准备的，为避免热爱的事业半途夭折，谨慎地采取了一些措施：第一，用费孝通、吴阶平的题词压阵；第二，把近年来自己在国内外巡回展轰动效应的照片，及出版的有影响的中英日等文字著作陈列在博物馆的第一展厅，想借此来表明其学术性和国际性；第三，在展品下都放上几句话的说明与思考题，便于参观及正面引导；第四，将一些比较暴露的春宫画转移到一个单独隔离的房间，门上挂一块“本室仅供专业工作者参观”的小牌；第五，严格执行“未成年人谢绝参观”的规定。可到头来，似乎这些措施都白费心机。
一块小小的指示牌代表的其实是陈旧的传统观念，做得但说不得似乎是国人在性问题上的矜持态度。《金瓶梅》可以看，而且喜爱看，但一定要偷偷摸摸地看，看完还要收藏好，放在客人家人看不见的地方。“几千年陈旧的传统观念比起几千年优秀的性文化，力量太强大了，力量太强大了。”刘达临说，有时他有种疲倦的感觉，一再地抗争，一再地遭到压制，有心无力的绝望会偷偷袭来。终于，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在步履维艰地支撑了20个月后，悄悄撤离了南京路。2001年4月26日是博物馆对外开放的最后一天。“离开南京路，就像离婚一样。我没离过婚，我想离婚的感受大概不过如此吧。”刘达临的酸楚难受今天依然挥之不去。
为“性”痴狂
刘达临虽自嘲撤离南京路只是战略转移，但言下那种锲而不舍的执著精神流露无疑，这种精神正是他最有力的靠山。有位外国记者曾问他：“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说：“我不是最聪明的人，但是我善于从别人那里汲取智慧；同时说干就干，要干就咬着牙干到底。有没有菩萨我不知道，但我心里却是有一尊‘菩萨’的，这就是不要枉度此生，而要给后代留下一些东西的献身精神。在我的青年时代，受保尔·柯察金的一句名言影响极深，那就是：当你回顾往事的时候，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而可以自豪地说，我已经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壮丽的人类解放事业。”海外报刊报道曾认为刘达临是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出身书香门第，受过良好的教育，是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又当过兵，曾投笔从戎20年，转业后当工人，接着又当大学教授。他的性格是一个混合体：他拿笔杆子，可他又是个运动员、优秀的射手；他文质彬彬，可做事十分果敢；他严肃，但又温情脉脉；他能团结人但也没少得罪人。他的生活适应能力很强，在部队，他编写条令、教材；在工厂，他一个人写自动化仪表教材；进入大学工作后，他又陆续出版了45本著作。他经常一天写八千字、一万字，而且从来不打草稿。
研究性学是刘达临年近半百时的又一笔传奇色彩。八十年代初，在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工作过程中，他越来越觉得性问题在社会学中的重要地位，而中国还没有人研究，挑战新领域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于是刘达临开始主攻性学，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在第五届柏林国际性学大会上获得的“赫希菲尔德国际性学大奖”令刘达临在国内外一举成名。随着研究的深入，刘达临注意到性文物在我国保存得实在太少了。人们有的不知其重要性，有的认为是污秽之物，有的不好意思怕被人指点，种种原因使性文物遭到灾难性的毁坏。抢救，是刘达临搜集性文物的初衷之一。有次刘达临在北京古玩市场发现一件珍贵精巧的性文物，但却遗憾地无法承担一万多元的价钱。他就求卖主能为他保留，他可以先付一些押金，由于是熟客，卖主也同意了。回到上海刘达临便一直不放心，于是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他又先后去了3次北京，到北京仅仅是为了看这件文物一眼，毫不夸张地讲，真是只有一眼，只为看看还在不在。后来等手头有钱了，刘达临立刻把它买了回来。中国古代性文物博物馆就是这样由刘达临一点一滴的心血构建成的。刘达临常常觉得博物馆就像自己的家，自己的孩子。
让更多的人“没白活”
刘达临和助手胡宏霞共同投资了新开张的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40多万元，他们已经倾囊。博物馆租用了一幢高层底楼的两层，一楼闲置，二楼展览，陈列了刘达临近年来耗资10万元四处搜集的1000多件性文物，还有700多件文物不得不尘封在库房里。巨大的经济压力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博物馆30元一张门票，每天至少要有100个参观者才可能不赔钱，但现在每天多时也只有四五十人。“我的博物馆不以赚钱为目的，但是又不能不赚钱，不赚钱就不能发展。我刘达临不是富翁，只是个穷文人，我赔不起，钱赔光了，我还拿什么办博物馆？”真正支撑着刘达临信念和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的是热忱的观众，是他们的支持给了他不能放弃的理由。多数参观者是怀着崇敬的心情来的，经常有人在看完展览后，激动地握住刘达临的手，盛赞不绝。一位年过半百的老者参观完展览后，拉住刘达临的手感叹说他以前半辈子都白活了。老人的话虽然夸张了一点，但刘达临从中看到了一个社会学家肩上的责任———普及科学、传授常识、造福人类。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参观了几个小时后，第二天在小辈的陪同下，带了两大袋性学方面的各种书籍，因为他看后颇为感动，一定要将平时的收藏捐赠给博物馆。
又有一回，一位河南人来信说，参观后很有感触，自己收藏了五六百件高古玉器，不知其中有没有性文物，希望刘达临能来看看。结果刘达临从中发现了近30件性文物，其中还有几件属于国宝级的，但这位收藏者无条件赠送，只因为他认为刘达临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伟大事业。所以，在巨大的困难面前，刘达临不愿退缩。刘达临给自己半年的时间，单纯靠门票的收入是根本养不活博物馆的，年事已高的他对要在市场上获得生存，多多少少有点信心不足。
刘达临的愿望是有个基金会接管他的博物馆，或者能有个企业在背后支撑。如今半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一半，博物馆仍无起色，记者不禁也为刘达临和他的博物馆担忧。可刘达临早有准备：如果半年过后仍无转机，那么刘达临和胡宏霞就打算再次走上开销小但吃力的老路———开巡回展，“反正我们又不是为了赚钱，存在半年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正眼看性，纠正错误的观念，就是对社会半年的贡献。”（殷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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