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曲历史的教科书事件的尘埃尚未落定,参拜靖国神社的毒雾又弥漫日本上空。与此同时,日本国内正在议论修改“和平宪法”的问题。这一连串事件表明,日本不仅在思想认识上,而且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出现危险的走向。
这些事件的频繁出现和日益严峻化,是战后日本极右势力发展的结果。在“极端民族主义”和“大国欲望”的驱使下,日本右翼势力已走上了政坛并开始操纵某些内外政策,无论是教科书事件或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其根源是同一的,即迷恋和醉心于历史上的侵略和扩张。这证明,日本政府的“反省历史”和“以史为鉴”等承诺,只不过是一种言不由衷的“侈谈”或“搪塞语”。由于对“侵略” 没有真正认识,日本的“言”和“行”之间自然出现了无法克服的矛盾。前者是出于外部压力,即“外交”上的需要;后者是其真实意图的反映。“言行分裂症”是日本对外政策叫人不放心的要害。
这些事件还表明,日本所说的致力于“保卫世界和平” 和与“邻国友好”也大打折扣。因为如果真的讲“友好”,起码的前提条件是通过真心实意的“谢罪”来取得邻国的信任,并真心实意地同情和医治过去给别的国家造成的巨大创伤,损失和悲痛。然而,教科书和参拜靖国神社事件却相反,表明日本至今仍站在昔日征服者的立场上,抱着 “大和民族优越感”不放,用傲慢和歧视的态度继续羞辱受害国,而不是或不想以平等和尊重的态度对待受害国。正如舆论所指出的,日本“不能体会乃至不愿承认皇军的暴行给他国造成的伤害”。这正是日本难以真正担当起“ 维护世界和平”和真心与邻国重建友好的关键所在。
这些事件也表明,日本所说的“积极发挥安全作用”,实际上是借“发挥安全”之名,行“扩充”自卫队并将其变为“干涉军”之实。因为只有打着这样的旗号,日本的扩军才能获得名正言顺的“理由”,才能减少国际上的阻力,以达到“平稳扩军”,并逐步走上“军事大国”的道路。这也是日本“修宪”的主要目的。
总之,按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日本是难以让人放心的。正如日本近代社会思想史专家安川寿之辅先生所指出的,日本存在“危险”有两个原因:一是日本社会上下没有对过去超过半个世纪的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以及战争责任问题进行认真反省而走上了“民主化”道路;二是一批主流思想评论家和学者对明治时代的侵略战争的鼓吹手福泽谕吉奉为“神明”,至今面值一万元的日币上仍印有其头像。因此,在日本,“和平”的根基是脆弱的,而孕育战争的土壤仍是相当“肥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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