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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从“政府与市场”到“投资环境与对外开放”，有人评价，今年在西安举行的第二届西部论坛较去年在成都举行的第一届，已经由泛泛而谈进入到了有的放矢。
去年秋天，成都经历了一次兴奋。“2000·中国西部论坛”遵循国际惯例，参照国际模式，邀请中外企业家、理论家、高层领导和新闻界，力求实现各界高层人士智慧的碰撞，力量的整合，试图为实现西部“跨越式”发展，探索新思路，研究新办法，构建新机制。
2001年9月，西安也体验到了成都的兴奋。而与之略有不同的是，经历了一年西部大开发之后，主题已经收缩深化到了具体的投资环境。而这其中，有一个角色———西部各省区市的政府，始终起着决定作用。
记得去年在成都豪华的会议大厅里，许多国际知名企业的负责人慷慨陈词。美国J·P摩根集团亚洲证券公司副总裁刘宝杰说，业务上的风险，投资者愿意承担，但在人为可以控制的风险方面，希望政府和企业多作努力；日商岩井常务董事原世纪雄说，受某些政策限制，我们在华投资进程还不够快，希望政府帮助使用我们的钱。台湾财团法人向阳公益基金会董事长廖正豪说，一些台商有不确定感，不知道政策怎样、会维持多久，希望西部开发政策法治化、透明化。
一年后的今天，这些发言者没有到场，但他们提出的问题已经被西部论坛升华为主题。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副主任李子彬说，西部开发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改善投资环境，其中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硬环境指基础设施水平，软环境指法治、效率、人才等。对西部而言，更关键的是软环境。而政府角色至关重要。
西部论坛主题的变化说明，西部大开发推进到了深层，但同时又清楚地表明，政府角色已经成为西部开发前进的首要问题。
去年成都西部论坛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远远超出了主办者的预期。出席的有通用电器、微软、IBM、波音等74家世界500强企业，和记黄埔、恒基兆业、统一等120多家港、澳、台知名企业，中国石化、北大方正、长虹电子等上百家国内重点企业。
但一年后的今天，参会的世界500强企业缩减到了31家，港、澳、台知名企业也不到35家，并且大都不是去年参会的企业。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官员比例急剧增加，占到此次论坛参加者的2／3以上。
一位与会者说，不是成都比西安有魅力，而是去年是提出西部大开发的第一年，大家关注西部的动向。但新鲜感不能总有，一年来，大家发现在经过“政府与市场”的讨论之后并没有明显的改观，兴趣当然要削减。
在本次西部论坛前西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西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领导对改变投资环境信誓旦旦，但有一个细节不能忽视：但凡记者问投资出现具体问题怎么办时，领导大多回答：可以直接找我，我保证……
然而，在成都，台湾东泰集团董事长陈一民就指出，上级政府热情招商，下级不一定执行得好。美国康柏公司全球副总裁俞新昌说，政策相当不错，关键在于执行，要讲求透明度和公正性。广东省省长卢瑞华当时就强调，十分赞同用法律优势代替政策优势。
显然，西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政府角色还不能和投资者的期望相吻合。香港驻京办事处主任梁宝荣说，在投资软环境方面，政府的角色和定位是一个很中心的问题。首先，政府应该是游戏规则的制订者、监督者，而不是参与者。
只要有赚钱的环境，不怕没人来。梁宝荣对西部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角色的到位持乐观态度。他说，投资软环境日渐受到重视，本身就是非常可喜的现象。
据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布的数据，去年，国家用于支持西部地区建设的国债资金和预算内资金达700多亿元。今年以来，青藏铁路、西电东送、西气东输、新增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公路国道主干线等一批重点工程已经开工或将要开工，工程总投资约3000亿元，用于西部开发的财政建设性资金将超过去年。
西部正在变，只是变化的速度还跟不上人们急切的心情。西部论坛就是一个展览变化的窗口，也许明年在这个窗口中，我们会欣喜发现政府的角色走上了正确位置。（郝磊 黄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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