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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肯炸死，不肯饿死”，是近日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江西省上栗县整治烟花爆竹生产时转述的农民的自白。在非法烟花爆竹生产屡禁不止、伤亡事故层出不穷的今天，“宁肯炸死，不肯饿死”，从字面上看，确实有着太大的心灵冲击力和震撼力，然而冷静地分析一下，倒真说出了该地农民在“炸死”与“饿死”的“比较利益”中一种选择的态度。据说上栗县有41万农民，人均土地仅0.3亩，几乎家家户户都靠做鞭炮维生。也就是说，尽管冒着被炸死的危险，还是比没钱挣无法生活好得多。
另一则可谓“宁肯病死，不肯饿死”的事例：云南西畴县莲花塘乡小锡板村民委的者项村，是一个仅有58户人家的小村庄，从1991年开始，有20多个青壮年村民相继死亡，母亲失去儿子、妻子失去丈夫，该村因此被称为“寡妇村”。造成悲剧的原因，是其附近发现了锑矿，挖矿比在家劳动收入高，村里的青壮劳力几乎都上了矿山。凡去挖过矿的人，80%都得了“矿业病”。不能贸然说，愚昧(浑然不知“矿业病”的危害)造成了他们“钱”与“生命”天平的倾斜，因为悲剧的接连发生已持续10年，村民们即使是文盲，出于本能，也会掂量“病死”与“饿死”之间的比较利益。广西南丹矿工“宁肯淹死，不肯饿死”也许更有说服力。在死难矿工家里保留着的“生死合同”明文写着：属于甲方的安全事故造成死亡的，由甲方一次性补偿两万元。这样的协议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矿工把自己的生命作价两万元。究竟是他们“作价”太低，还是生命本来就低价呢？一位贵州民工以羡慕的口气这样说道：“两万块够可以的啦，我们干一辈子还赚不来这些钱呢！”
笔者从来不认为在最原始、最基本的“比较利益”的能力上，农民与经济学家会有本质差别。某些贫困地区农民之所以不珍视生命，主要不是愚昧与自贱，而是因为生活的贫困和无奈。钱重要还是人的生命重要？这样的问题要看问的对象是谁。要求物质生存状态悬殊的人给出一致的答案，显然是不可能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辛酸，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
从理论上说，人的生命是平等的。作为一个健全的社会，政府以及舆论界，不能仅仅从理论和道义上倡导尊重所有人的生命权，更不能以嘲讽的口吻评判弱势群体的“愚昧”，而是应该通过有效途径和方式，给他们机会，以创造和拥有更加珍视生命的基本物质条件。从大量事实来看，对生命的尊重珍惜程度，是与人们物质生存状况成正比的。
值得效仿的例子不是没有：针对烟花爆竹生产恶性事故频发的现实，江西省采取了先“堵”后“疏”抑或说“堵疏并举”的做法。首先，为避免再次发生恶性事故，省里作出统一的强硬规定，如果被执法人员查出在家里做鞭炮，第一次要拘留7天，第二次拘留15天，第三次就要劳动教养。如果查出一个村有三处非法生产鞭炮，村长撤职，一个镇查出三个村非法生产，镇长撤职，一个县查出三个镇有非法生产，主管副县长撤职，县长受处分。此“堵”不可谓不坚决，惩罚不可谓不严厉。而与此同时，自去年8月4日以后，要求鞭炮厂只能建在荒山上，目前已建成228家。上栗县专门开通了“绿色通道”，政策上给予优惠，仅此一项就把近万名农民从家里拉到山上。另外，县上还组织农民在距离居民区至少300米远的地方建立了500多个鞭炮基地，从而取代了家庭小作坊生产。据“经济半小时”报道，曾经抗法的一位农民，乐滋滋地拉着记者去参观刚刚建好的基地，说他做鞭炮一年能收入三四万元。“疏导”使当地农民不仅远离死亡，而且增加了收入，因此，他们反过来会更加注重安全生产，更加爱惜自己的生命。刘以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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