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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侵占我国东北后，七三一部队曾丧心病狂地在日伪统治区内制造了一次鼠疫传播。“九.一八”事变70周年前夕，吉林省档案馆向社会公布了一批与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有关的档案，为揭示1940年新京(长春)、农安鼠疫的真相提供了重要依据。
1940年夏天，伪满洲国首都新京和位于其附近的农安县突然爆发鼠疫，按日方当时公 布的数字，共有300余人染病身亡。“黑魔”肆虐，人人自危，许多人被迫背井离乡，十室九空。鼠疫发生后，石井四郎率领七三一部队以“关东军临时鼠疫防疫队”的名义进入长春和农安，煞有介事地实施了所谓的“防疫”活动。但我国学者在研究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认为这次鼠疫并非自然发生，而是人为制造的，制造者正是臭名昭著的七三一部队。
吉林省社科院研究员解学诗提出了上述论断，他的研究成果也得到了日本著名学者松村高夫等人的赞同。解学诗说，1940年长春、农安鼠疫来势之快和为害之烈都是罕见的，其爆发的原因也留下了许多疑团。首先，尽管东北地区历史上曾多次发生鼠疫，但长春和农安并非鼠疫源发地区，鼠疫如此大规模的爆发是不正常的。其次，从类型上看，以前在两地曾流行的鼠疫都是通过人与人之间传播的肺鼠疫，而这次鼠疫则是通过带菌鼠传播的腺鼠疫，这又是一个可疑的地方。另外，七三一部队虽然大张旗鼓地进行了“防疫”活动，却在鼠疫尚未根绝前匆匆撤走了 “防疫”部队，草草收场，这也让人不能不对其“防疫” 的真实目的产生怀疑。
今年73岁的解学诗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日本侵华史的研究，他主编了丛书《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并与人合著了《战争与恶疫——七三一部队罪行考》一书，该书在日本出版后，日本著名学者石堂清伦认为“这是关于日本细菌战研究的‘决定版’。”解学诗说，基于1940年长春、农安鼠疫和防疫方面的诸多疑点，许多学者都推断这次鼠疫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细菌战谋略而人为制造的。如今这种推断也已被确凿的历史文献所证实。日本学者吉见义明.伊香俊哉所著的《日军的细菌战》一文中，曾援引原日本陆军省医务局医事课长大冢文郎大佐的《业务日志》，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943年11月1日，当时已转任日本陆军军医学校附的石井四郎说： “既往事实：农安县，由田中技师以下6名投放，据密探报告，最有效果。”赤裸裸地说明了他曾指使下属在农安县进行了鼠疫跳蚤的撒布实验，而且“效果良好”。经解学诗考证，石井四郎所说的“田中技师”，就是时任七三一部队昆虫研究班班长的田中英雄，他是专门负责研究鼠疫媒介物的。
日本侵华期间，在哈尔滨建立了世界战争史上最大的一处细菌战研究试验基地，对外称为七三一部队，由石井四郎指挥。该部队利用健康人体进行鼠疫、伤寒、赤痢、霍乱、炭疽、结核、梅毒等生物菌的研究实验，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有数千名我国抗日爱国军民以及苏联、蒙古、朝鲜等国家的反法西斯人士被残害。七三一部队不仅进行人体细菌实验，还多次在我国秘密实施鼠疫细菌战，“黑魔”撒布之处，青山绿水的美丽田园变成了鼠疫肆虐的人间地狱，致使当地居民多年遭受鼠疫侵袭，蒙受了巨大的灾难。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地区才最终消灭了鼠疫的流行。
据史料记载，1940年至1944年，七三一部队曾多次在江西、浙江等地秘密投放鼠疫菌和带菌跳蚤。解学诗认为，七三一部队在长春、农安人为制造鼠疫的目的，就是为了配合其在浙赣进行的细菌战。而其所谓的“防疫” 活动也“绝不是为了防止鼠疫的爆发性流行于未然和灭绝其根源，而是当年对华细菌战作战行动的一部分，是七三一部队实施细菌战‘谋略’的重要措施。”吉林省档案馆此次公布的有关七三一部队“防疫”活动的档案既有关东军临时鼠疫防疫队的“防疫”计划，也包括该防疫队的防疫报告、检疫计划、检疫作业日报、防疫情报等，为进一步揭露七三一部队的罪恶活动提供了新的史料。
“日本帝国主义不仅违背《国际法》，实施细菌战，而且居然在其统治区内人为制造鼠疫流行，其残忍是令人发指的。作为一名学者，我希望在此次鼠疫中罹难同胞的遗属们能站出来，要求日本政府承认这一事实，对其历史上犯下的滔天罪行进行必要的赔偿。”解学诗说。(王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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