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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８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要“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同时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不断提高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增强党的社会影响力。”在讲话中，他还根据国内外的新情况和新变化，就正确处理社会各个方面的关系，就社会认识的方法论问题，就吸收社会各个方面的优秀分子加入党组织等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从理论和学术的层面上看，他多次使用“社会阶层构成”等概念来表述我国社会生活所发生的变化，非常引人注目。这都是面对国内外社会阶层构成重大变化而做出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论断和科学决策，是对国内外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所发生的诸多历史性变化的深刻总结，也反映和概括了近十几年来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具有非常深远、重大的理论意义，对党的建设和今后相当一个时期我国政治发展等方面的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价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新技术革命以及后来的信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社会结构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
(１)传统的“二元社会结构”在总体上已经或趋于瓦解，在最发达的国家，虽然有农业产业，但基本上已经无农村社区，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以及在此基础上出现的所谓“反城市化”进程，都已经使全社会的绝大多数劳动参与者成为了一个统一的整体，都是用货币来取得劳动报酬和向政府交税。
(２)工人阶级已经由一个单一的体力或重体力劳动者社会集团，变化为一个由体力劳动者即所谓“蓝领”和脑力劳动者及轻体力劳动者即所谓“白领”两个部分所组成的复合型的社会集团，在最发达的国家，白领的比例占到了劳动者总数的７０％甚至８０％以上的水平。
(３)发达国家或是在社会依然保持较大的贫富差距的同时，中等收入者的比例明显增加；或是通过实行高税收和高福利制度，控制了社会的贫富差距。
(４)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不断分离，资本所有者阶级的构成情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随着股权的分散和职业企业经营者阶层(即通常所说的“企业家阶层”)的形成，像过去那种“业主”式的资本所有者已经越来越少了。
(５)劳动者的国际流动，是另一个其政治后果超出人们预先想象的重要经济变化。现在，有数以千万计的劳动者在其他国家就业，但基本趋势是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到发达国家充当蓝领工人，发达国家的白领工人到发展中国家担任技术顾问等重要工作。一方面是在发达国家的劳动者中，重体力劳动已经趋于消失，且收入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甚至进入了中等收入者的行列，但另一方面是与重体力劳动密切相关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特别艰苦的劳动行业，或是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或是多为外籍劳动者和移民等所承担。外籍劳动者和移民的低工资，一方面使发达国家的资本家获得了更为可观的利润，一方面又被发达国家的一部分普通劳动者认为是来“抢饭碗”，从而造成了发达国家普通劳动者和发展中国家劳动者之间的矛盾。
(６)在上述这些问题中，其核心，显然是白领劳动者的问题，给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带来最大挑战的，也是这个白领问题。有人把这个阶层看作是一个“新中间阶级”，也有人把它混同为“中产阶级”。实际上，“白领”是一个由多种职业身份、多种收入分配状况、多种劳动方式构成的复杂的社会群体，它的大多数成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能否采取正确的政策组织白领的力量，是工人阶级政党能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和壮大的关键。
与此相一致，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党的建设也遇到了大致同样的问题。但是，由于我们特殊的国情和生产力发展的多层次特点，有些问题的具体表现，比西方发达国家还要更复杂一些。(１)两大基本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自身出现了力度很大的分化与调整。随着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和企业运行机制的变化，蓝领和白领的划分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并有数千万人是在私营企业或外资企业中从事劳动；通过社会分化，在所谓“九亿人口”的农民阶级中，真正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劳动的已经只剩下了不到三亿人，“中国农民”这个曾经是世界上最庞大的社会群体已经于２０世纪末瓦解了。(２)出现了１亿多人之众的乡镇企业职工、企业经营者等新兴阶层。(３)重新出现了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主等与非公有制相联系的复新阶层，而且规模发展非常快，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主已经分别达到了数千万和数百万人的规模。(４)在原有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没有根本解决，社会保障制度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的情况下，阶层性、行业性等的收入分配差距日益凸现，并主要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社会矛盾。(５)由于中国改革的渐进性的特点，在各个新兴阶层和复新阶层中，都有相当一部分“两栖人”，即是指那些已经迈入了新的阶级阶层队伍，但又没有完全割断与原有阶级阶层的联系的人们。这种“两栖人”现象所带来的各阶级阶层之间的界限不清晰等问题，给我们正确处理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和解决某些复杂的政策问题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不论是运用传统教科书的分析方法，还是简单套用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学说，都不能正确地解释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新情况、新问题，更不可能寻找到解决工人阶级政党增强其阶级基础和扩大群众基础的正确方法。江泽民同志的讲话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体现了我们党在这方面的新的探索。
当代中国的社会进步，包括阶级阶层关系的分化与组合，是中国共产党一手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直接产物，应当成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发展和壮大的基本社会条件和政治基础。如果我们一方面总体上创造了这些积极的变化，另一方面却面对着这些变化而缩手缩脚，甚至把这些变化的社会载体当作异己因素，那是不可想象的。工人阶级永远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阶级基础，这不可能动摇，是其自身在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这一点所决定的。由于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知识分子增加了，蓝领工人的文化素质提高了，白领工人阶层队伍壮大了，血统工人的比例增加了，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了城市，当了工人，这都标志着党的阶级基础的增强；在党的富民政策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通过不同的途径走上了富裕的道路，有了房子，买了股票，办了厂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会越来越拥护党的政策，愿意跟党走，其中的优秀分子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这都标志着党的群众基础的扩大。
江泽民同志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使用“社会阶层构成”的概念来概括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分析了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经济与社会结构多样化对社会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深刻影响，阐述了党的有关对策。这一概念的使用，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具体地分析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以及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将阶层分析方法与阶级分析方法结合起来，辩证分析当代中国的现实，分析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和敢于面对现实分析和处理问题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一定会促成中国共产党伟大事业在新世纪的更大发展。（朱光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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