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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以极其残酷的手段和惨烈的结果震撼了美国，震撼了世界。它在21世纪初的出现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标志着新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新的重大挑战的到来。恐怖主义虽然不是本世纪的专利，但是它在新的世纪却以前所未有的形式出现，使人类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觉到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性问题的突出存在。这一事件对新世纪的美国和世界的影响是深远的，对美国的全球战略也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现在对此作全面深刻的分析为时尚早，这里只对这一事件对美国全球战略可能产生的直接影响作一初步的分析。
一、美国全球战略的基本目标看不出有改变的可能，但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实施战略将会作较大的调整
谋求和维持世界领导的地位是美国在新世纪全球战略的基本目标，美国朝野在这一点上经过十余年的辩论基本趋于一致，认为这是美国的根本利益所在。但是，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上，却有不同的倾向，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种可以称之为“强领导”的实施战略，主要表现是：在领导结构上追求单极体制，不满足于“居强国之首”，而要形成“独大”的局面；不愿意处于一种均势结构之中，通过与其他强国的协调实施领导，而是要独自决策；在外交方面单边主义行为突出，如单方面决定取消反导条约，拒绝签订全面禁止核武器条约，反对签署国际禁止地雷公约，拒签防止全球“温室化”的《京都议定书》等等，试图以一己决定左右天下。另一可以称之为“弱领导”的实施战略，即在现有国际构架中谋求“平等中的第一”，在实力优先的基础上通过与其他大国的协调来实施领导，求得主导性的决定权，不搞独往独来的“一言堂”。
在前一阶段的美国外交行动中，“强领导”的方式占据主导地位。它已经受到美国的欧洲盟国和其他国家的反对，今年5月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落选就是一个例证。但是能够对这一实施战略构成根本冲击的，则是当前的9·11事件。原因是：第一，独大的局面虽然可以谋求，但往往力不从心，漏洞不少，而且可能酿成大祸。中国古语说：“一个篱笆三根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自我圆满的结构往往不圆满，防务问题也是如此，特别是对付“非传统威胁”，信息渠道的广泛性有特殊的重要性。第二，恐怖主义是全球性的问题，而全球性的问题尤其需要全球范围的合作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问题的产生是国际性的，它的解决也需要国际间的合作，一个国家或少数几个国家不能解决问题。第三，从策略上说对付恐怖主义也应该是国际军团作战，否则一个国家单兵突进，势必成为“出头鸟”。从这些情况看，美国外交战略中的“独大”思想需要调整，其实施战略将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单边主义色彩将会减弱，至少以单边主义与合作主义结合的形式出现，一超多强的均衡结构将会发挥更为经常的作用，也就是可能是以“弱领导”方式为主，“强领导”方式为辅。
二、美国全球的防务战略将有一定的变化，对付非国家主体实施的战争行为将纳入防务战略的重要内容，对付现实重大威胁的战略计划将走上前台，而对付长远的潜在对手的战略规划至少不再是惟一的聚焦点
美国已将这次9·11事件定性为“战争行为”，认为是对美国的宣战，并将它与珍珠港事件相提并论。但意味深长的是，实施这一战争行为的并不是一个确定的国家，至少从直接的意义上不是如此。也就是说，非国家主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足以构成对美国的重大威胁，非国家主体也可以是国际战略力量的候选者和构成要素。从理论上来说，这将改写国际战略学的内容和防务战略的概念。它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美国学者前一时期的两个判断：第一，美国在新的世纪既可以说更安全了，也可以说更危险了；第二，全球化对国家权威的第一个方面挑战是防务，是确保社会免于暴力的问题。从实践上看，美国的全球防务战略必将有一个变化，其基本点是：防务战略的内容将不仅仅限于地缘战略，还将包括非稳定地缘性质的国际恐怖组织；后者不再是偶然的怪胎，而是防务战略中的稳定的一个方面，并且随着它的威胁的增大，其重要性还会上升；防务战略将从针对国家主体转变为同时针对国家主体和非国家主体；在全球防务战略中将把地缘战略防卫与国际反恐怖战略有机结合起来。
美国防务战略的第二个可能的相关变化是，NMD导弹防御系统作为对付长远的潜在对手的战略规划，其重要性和现实性将可能再次引发讨论，它的推进力度在近期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减弱，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不会成为惟一的战略聚焦点。
首先可以断定的是，NMD系统无法有效地保护美国免受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的攻击。从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爆炸（224人死亡），到美国军舰“科尔号”的爆炸（17人丧生），再到这次9·11事件的巨大伤亡，恐怖主义分子使用的有效武器不是导弹，而是NMD无法防备的其他手段。美国人可以问，耗资已经逾600亿美元的这一计划对于防止9·11事件，保卫美国国家安全，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如果将这些财力和精力用于对付恐怖主义力量，是否可以避免9·11这样的悲剧？美国的防卫战略重心是否应该重新认识？特别是NMD系统被用来对付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潜在对手”，而这一对手是否存在，是敌人还是朋友都尚有疑问，这样的国家防卫战略是否应该重新评估？如果NMD系统被用于对付所谓的“无赖国家”，那么这种做法是不是“高射炮打蚊子”？本来，8月23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其度假地得克萨斯州宣布，美国将会按照自己的时间表退出1972年签订的《反弹道导弹条约》。现在看来，他的这一时间表也面临着调整。美国国内的不同声音和美国在反恐怖主义问题上必须寻求的国际合作，以及这一合作对中美俄关系可能带来的变化，对于美国的NMD实施计划不能没有一定的影响。
三、美国全球战略中对中国的定位将引入新的评价因素，在接触加限制的战略中接触的倾向将会上升，中美关系存在新的发展契机，关系改善的空间增大
在美国全球战略中中国的定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被定位于能对美国未来领导地位进行挑战的惟一“潜在对手”，其理由是：中国正在崛起，中国主张多极化并反对霸权主义，中国的崛起在亚太地区将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另一方面它又被定位于可以合作、在国际关系中具有许多共同利益的重要伙伴。这一定位的双重性表明，中美关系是不确定的、可变的，因而从积极的方面说是具有建设性的。美国对中国接触加限制的政策体现了这种定位的双重性，它在不同时期的摇摆也体现了这种双重性。前一时期，“中国威胁论”和“遏制”中国的声音在美国升高，与此相应，美国在亚太地区加强了军事存在。
但是，9·11事件对于美国的中国政策是一个新的变数。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代表中国政府在事件发生后不到两个小时向布什总统发出的慰问电给美国人民发出的信息是，被妖魔化的敌人实际是朋友，潜在对手的意识在此被弱化了。美国领导人和美国人民也对此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同时，美国从巨大的伤痛中也认识到真正的现实敌人在哪里，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中表明了与中国加强合作的态度，两国的战略合作基础拓宽。这种情形从更宽的视野看，说明中美关系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在国际政治秩序方面有更大的合作空间。与此同时，在国际经济秩序方面也有一个有利的相关背景：中国年底加入WTO已成定局，中国将逐步融入国际经济秩序。当前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美国经济正处于低谷，中美经济贸易关系的相互依赖性也要求双方进一步合作。这一切都意味着，中美之间建设性的领域很大，中美之间存在着新的发展契机，美国的对华战略中的接触一面将会加强，中美关系由阴转晴的可能性变大。
四、随着美国防务战略和中美关系的调整，美国在欧亚的战略布局将有新的因素介入，美国在亚太地区近期的战略调整可能趋缓，其战略意义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变化
9·11事件之前，随着美国在欧洲的得手和战略布局的基本完成，美国的战略注意力逐渐转向亚太地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对军事部署开始进行新的调整。美国2000年在关岛空军基地部署的战略巡航导弹，美国海军于2000年宣布的将于2002年把核攻击潜艇转移于关岛的计划，以及9·11事件前夕美国陆军部长托马斯·怀特所作的将把美国陆军储存在欧洲的作战武器和装备转移到亚洲的表示，都属此列。9·11事件的发生，虽然不能说立即使美国在欧亚的战略布局产生了结构性变化，但确实出现了一些新的介入因素，使得它在评估亚太地区的战略时不能不予以考虑。第一，在防务战略方面，不能仅仅考虑地缘政治的需要，还要考虑反恐怖主义这一类全球性问题的需要；第二，在战略敌人的指向方面，中国作为假想敌的地位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恐怖主义组织的地位上升，美国在欧亚的军事部署不能不对现实的重大威胁作出反应；第三，随着中美领导人在上海APEC峰会期间的会晤和美国国内舆论的一定改善，随着中美关系建设性因素的增多，美国最高领导层的对华政策将有一定的调整，这也不能不影响美国在亚太地区原有的战略调整计划。
还要考虑到，美国国内本来就存在着两种意见的分歧。共和党右派认为，亚太地区还没有形成以美国为主导的多边安全结构，存在着朝鲜半岛、台湾问题和印巴冲突等热点问题，特别是中国对美国的军事威胁正逐步增大，因此美国应当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温和现实派则认为，美国应该跳出传统地缘政治的思维模式，把经济和其他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作为战略重点，加强与其他大国的合作；中国目前不构成对美国的军事威胁，不应过早将中国视为敌人，应继续与中国进行军事交往，既了解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进程，也有助于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9·11事件的发生，客观上支持了温和现实派的看法。以上综合因素使我们可以预计，美国在亚太地区原有的战略调整可能趋缓，需要有一个重新评估和确定的过程；即使近期内继续执行原有战略部署的某些调整，其战略意义也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总之，9·11事件告诉人们的一个基本信息是，国际恐怖主义已经确定无误地作为全球性的战略性的敌人出现，它必将对美国的全球战略产生重大影响，而且由于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如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所说，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任务，因此这一影响也必然是深远的。在这一新的背景下面，美国的全球战略将有新的调整，中美之间将有更多的共同战略利益，中美关系存在着新的发展契机。
世界正在日益全球化。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也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产物，并由此构成了全球性的威胁，9·11事件正是其集中反映。它表明，世界各国的政治家在确定全球战略时，愈来愈需要全球化的视野，愈来愈需要以全球化的范畴作为其制定战略的基石；同时，世界各国的政治家也愈来愈需要以全球化为立足点处理国际间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全球化需要全球化思维。全球化不是一国化，全球化需要全球性的合作才有可能解决全球性问题。国家利益虽然仍是各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地缘政治也还在发挥作用，但是这些必须与全球化相衔接，愈来愈需要放在全球化的结构中去定位。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的政治家、特别是大国的政治家提出了新的挑战，它需要他们有更高远的全球眼光和前所未有的人类智慧去应对新世纪的新问题。我们希望这些政治家们从9·11事件中获得更多积极的东西，并在未来全球战略的透视中看到这种结果。如能如此，新世纪之初的不祥之兆将有希望最终转变为人类的长久和平和幸福。（段培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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