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1年8月28日，辽宁北部重镇铁岭吸引了各方关注。罪行累累的沈阳“黑老大”刘涌及其21名同伙在这里接受公开审理。
从1995年末这个黑社会性质组织雏形阶段起至2000年7月初被沈阳警方打掉，仅4年半时间里，共计作案47起，致死致伤42人，其中1人死亡，16人重伤。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非法经营罪、偷税罪、敲诈勒索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妨害公务罪、故意毁坏财务罪、寻衅滋事罪、盗窃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行贿罪等13个罪名。
有司法界人士认为，这样一起涉及多名被告人、触犯多种罪名、持续作案多年的典型的黑社会性质犯罪案件，无论在辽宁省还是在全国，均属罕见。
在沈阳市公安局的展板上，刘涌的累累罪行被概括为：暴敛钱财、不择手段，为非作歹、称霸一方、流氓成性、滥杀无辜、暴力抗法、偷税漏税，心狠手辣、凶残报复。这样一个在当地民愤极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是如何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并长时间持续犯罪的？透过那两米多高的案卷纪录，解读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事件和深刻的社会背景，无不令人感到惊骇、震憾与沉重的思考。
以商养黑构建组织体系
事实上，后来被称之为“黑老大”“商业霸主”的刘涌仅仅在5年前还只是一个小混混，靠卖鞋卖服装挣点小钱。1992年10月，刘涌在与人打架时被一位派出所副所长阻止，刘涌用猎枪将其打成重伤后，逃到广州。1994年，刘涌被抓押解回沈。其后，民警被刘涌枪击案和刘涌持猎枪参与殴斗案竟然经“三长会”（公安局长、检察长和法院院长）研究决定撤案。刘涌被解除取保候审，无罪释放。
1995年初，刘涌通过贿赂时任沈阳市和平区劳动局副局长的高明贤和该局局长凌德秀，承包了该局下属企业太原街中华商场。从那时起，刘涌开始纠集一些地痞无赖，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范围。
为了强占盛京饭店一楼的双兴购物中心，刘涌纠集吴静明等人，对其业主吴迪及家人进行殴打、骚扰、恐吓，迫使其以5万元的低价转让。
此后，刘涌的势力不断扩大，相继吸纳了宋健飞、张健奇、刘凯峰、张新民、马新阳等一批曾因盗窃、伤害、抢劫、流氓而被判刑、教养、收容审查的释解人员，充当他的下属及打手。在这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要成员中，负有前科或劣迹的人员占百分之八十。
被称为“二哥”的刘涌在该犯罪组织中负责管理决定对内对外的重要事情，发布命令，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和控制权。宋健飞、吴静明、程健等在该组织中处于中间层，他们的主要作用是传达刘涌的指示，指挥控制其他参与人的具体犯罪活动。董铁岩、李志国、张健奇等人则充当打手。他们对刘涌惟命是从，用宋健飞自己的话讲“谁惹二哥生气，他们就干他，不用二哥多说话”。
1996年至1997年间，是刘涌壮大最快的时期，一方面积极收编打手，并配备了各种枪支9支，各种匕首、砍刀26把；另一方面，以他的弟弟、和平公安分局探长刘军为首的一批警察也加入了这个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行列。
以黑养商聚敛钱财
刘涌1995年创办嘉阳集团，涉足商贸、服装、餐饮、娱乐、房地产等行业，下属公司26家，员工2500人，资产7亿元人民币。在沈阳市最繁荣的中街、太原街等黄金地段均有刘涌名下的商场，并有上万平方米的房地产开发权。
这样的一家企业连年被沈阳市评为明星企业、巨人企业、AAA企业。刘涌本人获得的当地优秀民营企业家、扶贫先进个人等荣誉更是不计其数。一些主要领导先后到他的企业考察、题词。2000年5月，刘涌从香港请来一著名艺人，在沈阳五里河体育场搞了一场专场演唱会，到场观众上万人。至此，刘涌在沈阳的声名“如日中天”，刘得意地宣扬，我在沈阳没有干不成的事儿。
看似成功的发家史，却充满了刀光剑影。刘涌采用暴力、贿赂等违法犯罪手段获取了巨额的经济利益。沈阳市公安局给刘涌总结的迅速暴富的秘诀是：“以严密的武装组织做后盾，以残忍的武力打压竞争对手，以卑鄙的暴力行为垄断市场”。
1995年初，刘涌通过贿赂承包和平区劳动局下属企业太原街中华商场，并于1998年将该企业买断，转制为其名下的民营企业。1995年10月，刘涌以暴力手段低价强占双兴购物中心。其后，刘以1130万元的价格将这一购物中心的房屋产权买断，并签订一份虚假的联建合同，偷逃房产税49．8万元。刘涌的第二家“百佳”超市就这样落户在黄金宝地的中街。
1997年6月至2000年7月，刘涌委托程健经营香烟，非法经营烟草批发业务，非法经营额高达7000余万元，非法获利超千万元。为了垄断烟草市场“黄山”香烟的专卖权，刘于1997年、1998年、1999年先后指使程健、吴静明、刘凯峰、宋健飞等人，分别殴打了经销黄山烟的业主李玲、张敏、刘慕林、王永学，王永学竟被活活打死。
1999年4月，刘涌通过贿赂手段从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手里获取了中街商业区2．4万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并对提出异议的中街大药房采取打砸的手段，迫使业主搬出，强行拆毁房屋。
撑起“家庭保护伞”
有了经济实力的刘涌开始寻求政治庇护和非法保护。
刘涌的“保护伞”最直接的是3个人：原沈阳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实是刘涌的“干爹”，和平区劳动局副局长高明贤是“干妈”，市中级法院副院长、以致公党沈阳主委身份担任市政协副主席的焦玫瑰则和他有暧昧关系。还有其弟、和平公安分局探长刘军为首的多名警察及由他们形成的势力。
正是在其“干妈”和凌德秀的活动下，先后找到和平区有关领导，以劳动局党总支的名义，推荐刘涌为区政协委员。他们有意隐瞒了刘涌曾被拘留审查的事实，使刘涌在1996年顺利地成为和平区政协委员。
刘涌的政治身份中最耀眼的是沈阳市人大代表。1997年，在沈阳市人大换届时，高明贤在取得凌德秀同意后，竟然在未经和平区劳动局党总支研究的情况下，便将刘涌作为代表候选人推荐。为保证刘涌当选，高明贤四处活动。在刘涌的市人大代表候选人登记表上，主要表现一栏竟然是：“刘涌将一个商场发展成为一个企业集团，安置就业人员300多人，为振兴和平区经济做出很大贡献”，“思想先进，作风正派，具备人民代表的资格”。
为报答“知遇之恩”，1995年凌德秀到山东考察时，刘涌送上了1万元“零花钱”。1997年、1998年春节前，刘涌以过节看望为由，给几位局长各送去10万元作为酬谢。
混入政界后的刘涌开始拉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1998年，刘涌请某著名相声演员吃饭，并请马向东坐陪。饭后刘涌拿出2万美元通过马向东的秘书转交给马向东。从此，刘涌与马向东的关系开始拉近。刘涌曾在供述中说到：因为他是副市长，想抱个“大腿”。1999年2月，刘涌在寸土寸金的中街贷款上亿元开发的嘉阳广场用地2．4万平方米，马向东大笔一挥免去了该项目配套费和土地出让金。为感谢马向东，刘涌又向马向东行贿2万美元。马向东甚至到澳门赌博时都随身带着刘涌的部下做保镖。
当开发这块地皮时，中街大药房的房主因拆迁一纸诉状将沈阳市土地局告上法庭，刘涌便找到时任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的焦玫瑰，要求不予立案。焦当即告诉立案庭同志：“这个案子立案要慎重，要和领导打招呼。”结果此案未予受理。为表示感谢，刘涌给焦供奉了一套价值21700元的高档家俱和2万美元。1999年11月，送手机一部
刘涌不仅仅在经济上得到了非法保护，在其他方面也罩着一批保护伞。刘涌的父亲退休之前是沈阳市中法一个审判庭的庭长，在法院系统工作的，尤其是沈阳市中院工作的很多法官都是刘涌父亲的老领导、老同事、老部下，刘涌利用发展了这些关系，这样就使他在遇到“麻烦”时，左右逢源。据公诉人公诉，1997年3月，原沈阳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实在装修新房时，刘涌送上了人民币20万元；1997年11月，沈阳中院组团出国，刘涌又送上3万美元。
另外，涉及本案的朱赤、刘军、房霆、孟祥龙在案发前都是公安干警，然而，他们却与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有染，对这个组织中的犯罪活动视而不管，闻而不报，甚至直接参与其中。
用刘涌的话讲：“我走到哪都愿意带警察，他们身上有枪，有安全感”。在刘涌的多次犯罪活动中都有警察出现，如大卫营娱乐场所的伤害案，潮洲城酒店鸣枪案，沈阳浴乐城酒店伤害案，沈阳市第四医院手术室门前的伤害案等等，他们在这些犯罪活动中都充当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对此，刘涌直言不讳，“我想当人大代表，是为了有政治生命，提高政治地位；我给领导送礼，是因为领导手中有权，遇到麻烦事好找他们帮忙，生意才能赚钱。”（程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