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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一张明信片上使用了一件摄影作品，侵犯了作者的著作权，依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一项判决，张家口市人民政府和国家邮政局将公开在《张家口日报》上向一位公民赔礼道歉并支付稿酬。
因为这一判决，地方政府和中央级国家机关能不能作被告、会不会败诉的问题，至少在判例上已经不成问题了。
我们可以设身处地想想，一个市的政府在“自己家”的报纸上给人家公开道歉，对于全市人民和各级领导，都是一件影响很不得了的事情。按照过去的说法，是面子丢大了。再往深了说，一个市的市民对政府权威的信仰何在？或者还可以说，政府败诉，全市无光。但是，在法治的观念里，根本就没有面子的问题；而且，在法治的观念里，也根本没有把政府威信与不输官司挂钩的逻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仅意味着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法人与法人之间的平等，以及自然人与法人之间的平等，而且意味着普通公民与政府、甚至与国家在民事纠纷中地位的平等。若没有这种平等的地位，特别是法院与法官若没有这种平等意识，公民与政府的官司就永远没法打，也永远打不赢。
让我们也设身处地想想这一判决的积极效应：政府因明显侵犯公民利益而打输了官司，只能使政府更加增强法律意识，处处小心，惟恐侵犯公民的权利。这是地方百姓的福音。政府依法执行败诉的判决，只能使政府的守法形象更加突出。政府守法，则天下守法———现在中国地方法治化的一个重要障碍，就是政府守法问题。
政府能不能败诉，这在成熟的法治国家是不成问题的（在美国的判例集中经常可以看到“某某诉美国”字样）。当然，它也是法治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对法治化程度究竟如何的一个考验。英国司法过去长期有一个明确的禁区：国王不能成被告，后来也随着《王室诉讼法》的颁布而被打破。我国在司法程序上应该是没有这种禁区的，我们只有观念的禁区，还有实际权力关系的禁区———地方政府与地方法院的实际权力关系。观念的禁区，靠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判决就能够破除；而权力关系的“禁区”，既要靠司法改革，也要靠政府改革，还要靠程序改革。
我注意到，张家口市地方政府的败诉，是由北京市地方的法院判决的。报道没有介绍管辖权是根据什么确定的，但这也许是判决之所以能够作出的原因之一。在同一个地方，法院能不能判决政府败诉？相信现在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如此乐观。公民在什么地方告政府，法院在什么地方受理诉政府的行政、民事官司，在司法上是一个管辖权的问题，我不敢妄言。但是，在现有体制下，在现有的地方政府与地方法院的关系结构中，让一名普通公民在当地法院起诉当地政府，即使这在管辖权的形式上无可挑剔，那么在实质上是否公平呢？同是人民法院，法官判案的依据，也是同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秉持同样的司法智慧和司法逻辑。因此，如果当地法院不能取信于民，彰显公正、独立审判的话，为什么不能由异地法院受理？何况《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还有“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的，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上级法院有指定管辖权的权力”的规定，地方法院受地方政府影响不能独立审判这种“特殊原因”，应该适用这条规定。
不是盼着政府败诉，而是欣慰于政府“可以败诉”。马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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