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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纽约时报》以撰写伊斯兰运动和生物恐怖主义而闻名的女记者朱迪思·米勒打开了一个古怪的信封，她没有想到，这个信封就像潘多拉的盒子，厄运从此刻降临到她的身上。以下是米勒的自述：
它看上去有些像父母们给婴儿用的爽身粉，纯白的，还有种淡淡的甜味。白白的粉末飘到我的脸上、毛衣上，以及我的双手上。更多的粉末撒落在地板上，我的裤子和鞋子上到处都是。炭疽热病菌突然闯进我的脑海中。
当时我正坐在《纽约时报》的办公室中，满脑子里想的全是别的事情——布什政府正努力冻结更多向恐怖主义提供支持的个人和组织的财产。已经是上午9:15了，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很快将开始他的演讲，就一份包含39个冻结目标的名单进行说明。我开始同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好友杰夫·洁丝通电话，商讨我们准备共同撰写的一篇文章。当我们谈话的时候，我拿过电脑旁一大堆尚未打开的信件。
自从9月11日以后，我每天都会收到很多来信。有些是普通的问候，有些是表达对政府没能保护人民免受恐怖袭击的愤怒，而更多的来信人希望知道，如何让他们自己及其家人预防生物恐怖的袭击。许多人曾经在电视节目中看到我谈论过这个话题，因为我写过一本书，名叫“细菌：生物武器以及美国面临的秘密战争”。
如果当时我没有分神，我可能不会打开这个白色的信封，它没有写回信地址，只是邮戳显示它来自佛罗里达的圣彼德斯堡市。同样在佛州，几天前一名在报社工作的男子由于无意中吸入炭疽热病菌而死亡，出事地点距劫机分子接受飞行训练的地方不远。这些迹象向我们证明些什么，我和我的同事们讨论着发生炭疽热袭击的可能性。
我根本没有多想。我非常匆忙，几乎全部精力都集中在这篇稿子上，没有过多留意手中的这封信。
突然，信封里的粉末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稍作停顿，便让办公室里的同事叫安全人员来，我不想再碰电话。
所有人都露出警惕的神色。我对他们说，不要慌张，也许这不过是一个恶作剧。
这时，突然电话想了。我习惯性地摁下了通话按钮。一个同事打电话向我透露(NBC广播公司)汤姆·布罗考助手的情况。那位女士，像我一样，打开了一个信封，其中有些白色的粉末，结果她感染上了炭疽热细菌。同事还告诉我，那封信也是从佛罗里达来的。
保持镇静，我这样对自己说。这仍然有可能只是一个恶作剧。但当我看到安全官员们到来时，我的确松了一口气。他们带着塑料袋和手套，让我离开办公桌，然后小心翼翼地将那个信封放进塑料袋，封起来。同时被封起来的还有接触过信封的手套。
当我洗手并清理自己身上的白色粉末时，我突然想起了比尔·帕特里克。他是我的一位朋友，生物武器专家。他曾告诉我：将炭疽热武器化并不是一件易事，要将细菌孢子培养得足够小才能被吸入，感染和破坏人类的肺部器官，这需要非常高的技术。比尔是这方面的先驱，他曾在50至60年代参加过政府的一个细菌武器项目，研究如何生产炭疽热细菌孢子。不过尼克松总统于1969年终止了这个研究项目。
而研制皮肤感染类炭疽热细菌，技术上虽然也不容易，但难度小了许多，危险性也小。
这就是为什么比尔听说佛罗里达发生的事情后，会那样的担心。因为，有人已经拥有制造微小细菌的能力，这些只有1至5微米的细小孢子可以入侵人的肺部。
比尔还告诉我，其它的案子可能是大一些的孢子。作案者将炭疽热孢子混合在爽身粉或其它物质中，用人们熟悉的味道掩盖这种致命的细菌。炭疽热孢子本身是没有味道的，而且它微小到人眼无法识别。
可以说，现在的我并不是一个对炭疽热一无所知的人。我曾跟随比尔学习，他向我展示炭疽热通过飞机场安检是多么容易。我曾亲眼看到瓶子中的粉末是怎样消失在空气中的，那就像变魔术一样。1998年至今，我一直穿梭于各个细菌实验室和工厂。我采访过许多科学家，他们告诉我如何让细菌成为致命的武器。我熟悉这些地方散发出的臭味，那种混合着漂白剂、尘土，以及动物尸体的味道--死亡的味道。
这些研究让我从心里感到不寒而栗，及时当年在中东报道恐怖主义时，我也没有感到过如此巨大的恐惧。但我继续着，因为这是我的工作，一名记者必须完成的工作。我们所接受的训练要求我们保持冷静，做一个专业的观察者，然向告诉我们的读者。
现在，我不仅仅是讲述一个故事，我本人就是故事。
回到办公桌，我决定继续保持冷静。或者至少看上去是冷静的。要知道我的同事们都是一些洞察力奇强的人，如果他们感觉到我这个“专家”都在害怕，他们很可能也会失去理智的。
也许是我的镇静鼓励了我的同事吧，当不幸降临在我头上的时候，一位高级编辑和好友用胳膊环住我，陪我走进楼下的医疗部。当我回来的时候，许多同事冲到我的身旁，给予我支持。还有人给我泡了一杯茶……现在，这些人都在服用抗生素。
事情发生后不到20分钟，《纽约时报》的办公楼涌入了数十名执法人员，他们来自各个机构，而且每个人都明确地知道要做些什么，清理房间、拍照、取样化验。许多人都身着防化服，带着防毒面具。我跟他们站在一起，告诉他们事情的发生经过。他们就像太空人一样在曾经闹哄哄，但现在空空荡荡的大厅里移动，电话铃无助地响着，但没有人在意。我想我永远也不可能忘记这一幕。
他们开始向我提问题。你在佛罗里达有什么认识的人？你近期是否曾去过那里？你是否经常自己打开信？你认为是否有人有原因会给你寄这样一封信？你能描述一下那些粉末吗？它落在哪里？怎样落下的？我想他们正在确认不明物体的大小。反恐怖小组的官员们非常有礼貌，专业，且条理清晰。还有一位医生也非常不错，他冷静且有条有理地回答来自记者和记者们的各种问题。医生和他的小组几乎一整天陪在我们身边，他们先从我们的鼻子上采集一些样品，然后开始分发抗生素。
到了下午6:00，我开始继续我的工作，为星期六的报纸撰写那篇财政部的文章。
直到周六的晚上，我们依然不清楚粉末中是否含有炭疽热孢子。前两个初步调查结果呈阴性，第三个试验结果也表示这些粉末是无害的。
但我可以确定一件事：佛罗里达一家报社和全国广播公司曾经收到类似的信，而现在又有人将一封信寄给了我。也许我收到的这封信中含有炭疽热病菌，但也有可能没有。
但这并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这种传播恐怖的方法相当廉价，这些信件的发出者没有必要解决大规模传播炭疽热的技术难题，他只要弄到几个炭疽热孢子，甚至只需要一些爽身粉，外加几张邮票钱，就足以让整个美国陷入空前的恐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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