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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全面分析了进入新世纪党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对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实现这些要求，首先必须具备一个好的精神状态。这也是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所强调的。
坚定搞好党风建设的信心
客观形势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基本依据，也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出发点。中央《决定》指出，对党的作风状况要有清醒的全面的估计。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是看不到党风建设的主流，悲观失望；二是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丧失警惕，不下大力气加紧解决。相比之下，第一种倾向更为普遍，因而也更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和加以克服。
《决定》肯定党的作风总体是好的。这是一个科学的结论，也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风建设面临着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确实出现了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
但是，如果眼睛只盯着这些问题，并由此全盘否定党的领导，失去对党的信任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心，就非常不对了。应该充分看到，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的历史转变以后，广大党员干部继承发扬了我们党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民主的作风、谦虚谨慎的作风、艰苦奋斗的作风，弘扬了党的正气，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如果否定党的作风主流是好的，就不能解释我们在历史新时期的巨大成就和迅猛发展。
同时，我们更要看到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为解决问题作出了真诚的、不懈地努力，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地加大了端正党风和反腐败斗争力度。一系列大案要案被揭露，一大批腐败分子被绳之以法，有力地表明我们党不允许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存在，表明我们党是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有着高度的自我净化能力的党。当前，党中央又及时作出了《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为搞好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新的强大武器。这都使我们对搞好党风建设充满了信心。
把总体要求与阶段性目标结合起来
应当承认，在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滋生不正之风的土壤和条件。一是社会转轨时期各种制度的不健全和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容易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二是我们国家的对外开放政策，会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西方思想文化中那些反映时代要求和社会进步的成分，对人们开阔眼界、解放思想、确立与改革开放相适应的新思想新观念，会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西方思想文化中反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各种消极腐朽的东西也会乘机而入，使一部分党员和干部受到腐蚀。三是如果不能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不严密，一些干部也可能被腐蚀，使手中为人民服务的权力异化变质，成为以权谋私的工具。四是不正之风尚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封建残余思想还在不断侵蚀着党的队伍。
以上情况，决定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在端正党风、反对腐败问题上，必然是主流与支流并存，成绩与缺憾伴生，新生与腐朽相互激荡。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党风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做到客观地认识和分析不正之风产生的土壤和条件，牢固树立起长期作战的思想，把党风建设的总体要求同阶段性目标结合起来。当前，就是要按照中央《决定》的部署，全面贯彻落实“八个坚持、八个反对”，使党的作风有明显进步，以实际成绩取信于民。
坚持“从我做起”
“三个代表”对党的作风建设提出了很高的标准和严格的要求，也把很重的责任放到了每个党员干部的肩膀上。建设好的党风，不能只靠少数人努力，也不能只靠纪委去抓。在实际生活中，有的同志一方面对党内存在的作风不正、形象不佳问题十分不满，另一方面却不愿站出来抵制和反对；有的认为自己是普通党员，人微言轻；有些干部往往以“旁观者”的身份谈论党风建设中的问题，而忘记了自己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应当承担的重要责任；还有些同志是只把眼光盯住别人，而对自己作风中存在的问题不以为然。这种种心态，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划在了端正党风的圈子之外，不仅使不正之风找到了安全存身的“避风港”，而且还会在相互攀比中进一步恶性发展。作为共产党员，每个同志的政治生命都是同党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党的总体形象总是与每个党员的具体形象不可分割。人民群众往往是从自己亲身接触到的每个党员的具体作风中，来认识和判断党的形象。因此，每一位党员都应在端正党的作风、搞好党的形象中意识到自己的一份责任，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不给党的形象抹黑，多给党的形象争光。所有党员都应勇敢地站在反对不正之风的第一线，高中级干部更应该以身作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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