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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洪文曾担任深圳平安队副领队，曾经经历过足坛的许许多多是是非非，是中国足球许多幕后交易的目击者。文中的王先生是李洪文的好朋友，与他有着及其相似的足球圈中人的经历，王先生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对李洪文自己某些经历的“复印”。———编者
可以肯定地说，迄今为止，中国的职业足球俱乐部几乎无一不受到过“黑哨”的侵害 ，而这些曾饱受侵害的俱乐部却往往又成为了下一次“黑哨”事件的制造者———为了球队的成绩、投资人的利益和地方的荣誉，他们“不得已”铤而走险。于是，那一声声刺耳的哨声在绿茵场上此起彼伏、屡禁不绝。
对于“黑哨”，在某甲A俱乐部任职多年的王先生可以说是“黑哨”方面的权威。他曾在这条隐蔽的战线与裁判们打过两年的交道，他的诉说可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对“黑哨”现象及其丑恶嘴脸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对于他的坦诚，王先生解释说：“有一点需要申明，我所在的俱乐部和广大正直的球迷都是这些丑恶现象的经历人和目击者，我们所有人都曾被这名“惯犯”所侵害。那些逍遥法外的人，正是由于受害者的沉默才苟且偷生。现在，在“检方”需要指证时，是顾及名誉和颜面还是伸张正义？我想所有正直的人都会有自己正确的选择。
以下为王先生的自述。
一套运动服换来了一记点球
当时俱乐部的每个人都没有“收买裁判”方面的经验，在足球圈内也没有可靠的内线关系，所以我只能“硬闯”。
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接近裁判。按照中国足协的规定，裁判的接待工作均由比赛地的足球协会负责。因为向裁判“行贿”甚至提一些额外的要求，毕竟属于俱乐部极端“隐私”的事情，所以我们只能绕开地方足协而单独工作。
1998赛季我们队主场对大连万达队的比赛前，球迷在私下的场合就经常抱怨联赛环境的恶劣和赛场上“黑哨”的横行，同时对我们队保级的前景充满了忧虑。
“决心”似乎到了该下的时候了。
比赛前一天(星期六)的晚上，我悄悄来到了地方足协指定接待裁判的某度假中心。虽然执法的裁判员加上第四官员一共来了四人，而且当时还未确定第二天的主裁判到底是谁，但是我还是凭着经验确定其中的一名国际裁判一定会是明天比赛的主哨。趁着他用完餐刚从餐厅走出之机，我贸然地向他表明了身份并将事先打听好的价码：吹胜一场，主裁判两万元，边裁一万元，平局则减半的原则告诉了他。当时他对我的“冒失”略感惊讶，随后环顾四周，只低声地对我说：“大连队很强啊！到时候再看，我住在×××房间。”
从酒店出来，我心里非常忐忑，他的态度让我难以琢磨。也许一切真的要到比赛的时候才能分辨出来。
比赛的主裁判果然是他。在大连队如潮的攻势面前，我们队只能极力死守。而我只能在暗暗祷告自己球队的同时，期盼着只有我才明白的那一刻尽早到来。
窃喜！像我这样性情外露的人第一次体验到与外人不能分享的快乐。这种感觉就像一个整天做着白日梦的穷光蛋突然发了一笔不义之财一样。上半场二十多分钟，他吹给了我们队一个点球！看台上沸腾了。我身边的球迷在激动地议论：这是我们队今年主场的第一个点球。好像有了点球，他们心爱的球队就有了保级的希望。
可最终的结果还是我们队以1比4惨败。既然失利了，原先的承诺也就失去了兑现的依据。但是为了这一记难得的点球，特别是通过这记点球，让我们看到了“禁果”的甜头，我还是将一套价值不菲的“阿迪”运动服送到了他的房间里。
红包惹来的猜疑
总结了第一次“成功”的经验，我对以后工作的步骤又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大概是对上海申花队比赛前，由于地方足协的接待用车发生了故障，所以俱乐部临时抽调了一台车帮助足协接送裁判。由于我当时刚到俱乐部工作不久，足协的人员对我并不熟悉，所以我就冒充为驾驶员，这样可以有全方位的机会去接触我的“对象”。
为了让裁判们了解我们的诚意，同时遵循必要的“视结果付钱”的圈内原则，我事先给裁判们每个人一个装有2000块钱的红包，价码也由提高到胜一场，主裁判四万，其他裁判两万；平则减半的条件。可没想到，正是这个红包，却惹来了不必要的猜疑。
比赛前一天的晚上，那个与我已算熟悉的边裁打电话给我，说第四裁判认为其他人拿的红包比他的要厚，虽经过他们之间的解释和协调，但该人坚持认为不是其他裁判在红包上做了手脚就是我这里“厚此薄彼”，并希望我能够给他一个明确的说法。
真心想帮我们的裁判与第一次的那个“好心人”一样，由于我们队的失利，他们也只能空手而归了。
把钱带到客场去
那是一个北方城市。我们队的保级战已经到了关键时刻。面对其它赛场近乎疯狂的假球、黑哨，我们每个人当时心里都十分清楚：除了球队的实力，外力已经举足轻重了。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在足球圈已经被完全颠倒了。
接触裁判多了，也算是有了几个熟人。得知“他”要执法这场比赛，我拎着钱就与球队一同赶到了赛地。赛前赶到裁判们下塌的酒店，在大堂里见到他，只一个眼神，一切就都“尽在不言中”了。
在“敌占区”开展工作，倒不是说风险有多大，关键是不像在自己“家”里那样有驾驭局势的信心。你做“工作”，对手就不做吗？你做“工作”的力度有对手大吗？
谢天谢地！1比1的结果让我满意了。对于我们队追平的那个球，我专门问过队里的几个队员，他们都认为这个进球是个好球，不像对手和当地球迷认为的是个越位球。
吃过晚饭，我打通了“他”的手机，“他”已经在赶往家乡的火车上。在电话里，“他”除了向我们队祝贺外，还一再强调我方的进球完全在“可吹可不吹”的范围内……我向“他”表示，这次没有机会见“他”，等“他”以后来我们主场，我再和“他”好好“聊聊”。
谁知，一别至今，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这应该算是我的一大“遗憾”。
(在我这儿，他拿到了可能是他今生的最后一笔不义之财)
这是另一名裁判，那一万元钱，也是我惟一送出去的一笔“贿金”。
关键的保级战，关键的主场。我们队拿到了至关生死的一分。事后，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将一万元钱包好，来到了他所居住的酒店。等了近两个小时，他的房门依旧紧锁着。我干脆找服务员，请她将他的房门打开。服务员坚持未经客人授权，她无权将我带进酒店住客的房间。
对付一个小姑娘比对付一名裁判毕竟容易多了。我让她以送水的名义带我进去，并在她的监督之下给住客留下纸条和所送的物品。
这之后不久，这名裁判因在当年一场重要的赛事中严重的误判，遭到了中国足协禁止执法的严厉处罚。如果在那场比赛中他确实清清白白的话，那么这一万块钱就是他至今收到的最后一笔“不义之财”了。
另一种“黑哨”
这名裁判，和我队颇有缘分。因为这几年我们队与沈阳队的客场比赛，大多由该人执法。这也许是一种巧合，但他却是最让我们队员、俱乐部官员和圈内人士最有苦难言的人。
如果不是1998赛季的那次“意外”，他的形象在我心中将会始终高大、完美。
由于接他的车辆没有按时赶到机场，他便“一怒之下”自己打的进了市区。不巧的是，由于路上警察查车，他就将一肚子气撒向民警。后来幸亏足协的人来了，才替他解了围。他的这番经历，在他执法我们队这场比赛入场前作为牢骚讲给了与他相熟的一位队员。事后我也与有关人士进行了核实，证实他的所言并非杜撰。但是那次不愉快的经历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我始终认为他是一名“干净”的裁判，但是在此之后，只要是他执法我们队的比赛，他对我们队的判罚都让你“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不用任何人做任何“工作”，从他嘴里吹出的哨声却比“黑哨”还刺耳。如果说“拿钱吹哨”是品质问题，那么这种“借哨泄愤”则可以称得上是彻头彻尾的道德问题。
从他身上，我才知道，没有金钱的诱导，“黑哨”照样可以滋生。
写这篇文章可能会得罪一些人，这一点我能预料得到。有关我所经历的“黑哨”事件在圈内似乎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对一个或所有希望中国足球真正“站起来”的人来说，这些所谓的“黑暗”起码是我们不能回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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