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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跪成一片的父老乡亲
１０月３日，正是中秋节的第三天，农历八月十七。
这本该是父老乡亲们一年中最为喜庆的日子之一，但是在甘肃省定西地区岷县堡子乡记者看到了一幕震撼人心、极为悲切的场面——上午１１时，当记者沿着山腰上的羊肠小道从堡子乡兹那村大台子社赶到蔡家湾社时，在百米以外就看到黑压压的一片人群跪倒在村口的斜坡上。记者近前看到跪在这里的不仅有青壮年，还有许多白发苍苍的老人和纯朴天真的孩子，口中不停地呼唤着：“省上来的同志，我们真是太冤枉了！”“救救我们的命吧！”惶恐不安的记者从他们手中接过了一份份各式稿纸写就的“状子”。
从１０月１日到１０月７日，７个不平静的日日夜夜，记者走访了堡子乡施旗、兹那、周家、明泉、堡子五个村，不论走进哪一家农户的庭院里，都不断有乡亲们拥进来，无论是低矮的小屋里，还是狭小的庭院内，乃至庭院外的巷道里，甚至墙头屋顶，都挤满了来“告状”的村民，甚至凌晨四五点钟，当记者稍适休息三四个小时睁开眼就看到前来“告状”的乡亲们并未减少。在我们徒步行走在村与村之间的山间羊肠小道上时，也一次次“遭遇”跪在小道上乡亲的拦截，他们用颤抖的双手，从怀里掏出一叠皱巴巴的“状纸”，恳求记者“主持公道”。
倾听乡亲们的哭诉，审读一份份的“诉状”，记者发现近几年来在这个山大沟深的地方，在堡子乡的土地上演绎出了一幕幕让人痛心疾首的怪事——
因交不起罚款，怕遭乡村干部毒打，而被逼远逃他乡的人几乎村村都有。
乡、村、社三级干部随意谩骂群众、殴打农民在这里已成家常便饭。
乡亲们申诉最集中的是——全乡有许多人被莫名其妙地选举为“劣迹人”。一位老大娘哭着对记者说：“好端端的人被定为坏人，谁还敢给我的儿子做媳妇！”
“劣迹人”成了目前堡子的热点，也成了岷县人人皆知的热点。
“劣迹人”是如何“制作”出来的
如今在堡子乡，被乡政府确定的“劣迹人”，乡党委书记包成宝认为“有五六十人”之多。“其实这对一个有１万人、１０个村的乡镇来说并不多。”
那么，这么多的“劣迹人”是如何“制作”出来的？
这还得从被乡干部认为“最难缠”的兹那村蔡家湾社说起。２００１年７月２６日，分管北片的唐胜汉副乡长率员来到蔡家湾社，于当天晚上召开了该社党员干部会，根据乡上的总体部署，向干部们布置了“三大任务”——“１．清理开挖荒地罚款，谁破坏了植被，就给谁罚款，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检举；２．清查‘劣迹人’，召开会议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检举；３．清理违纪建房者。”并要求“党员干部大力宣传，明晚开始全面展开工作，让所有的罚款对象把钱准备好。”
７月２７日下午五六点钟，正忙夏收的蔡家湾社员们听到从高音喇叭里传来的通知：“全体社员请注意，今晚８点准时在兹那小学召开社员大会，每户一人，不到者罚款２０元，迟到者罚款１０元。”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晚上８时许，“劣迹人”选举的序幕正式拉开了——蔡家湾“劣迹人”选举第一次大会隆重召开。
也就是在召开全乡第一次“劣迹人”选举大会的同一间教室——“劣迹人”“开发诞生室”里，记者坐在唐副乡长曾经就座过的讲台上，认真聆听了村民们关于唐副乡长谩骂他们的“动员报告”——“这是结合上级严打政策，专门整治你们这些山里人的。”“我要把你们这些山里没见过世面的野东西一次就做乖呢！”“兹那村山高皇帝远，你们不懂法律，我想把你怎么整就怎么整。”“法律是自上而下的，不可能自下而上，我说了就是法律，我说你有理你就有理。”“总而言之一句话，钱要给我交来，无论是卖牛卖马，还是卖姑娘卖家产，还是拉（借）高利款。”“不交款者，我们可以采取果断措施，拉你的牛搬你的东西，态度不好者要直接拘留，轻则判你６个月刑，重则判你１２个月刑，我要你家破人不亡，搞得你倾家荡产。”“这次工作一定要抓狠，该打的就要打，决不能手软。”“工作在兹那开的头，要抓细，抓成典型，要在全乡推广，谁要是在会上乱说话，谁就是干扰公务”。
也就是在这个会上，唐副乡长宣布了“劣迹人”评选的１４条标准：（１）贩金倒银；（２）贩卖毒品；（３）赌博；（４）开挖“三荒”地；（５）不交、欠缴各种税费款；（６）不孝敬父母；（７）喝酒闹事；（８）邻里不和；（９）教子不严；（１０）打架斗殴；（１１）小偷小摸；（１２）欺男霸女；（１３）留长发；（１４）穿衣不整，穿杂色衣服。
７月２９日晚，蔡家湾“劣迹人”选举第三次大会召开。唐副乡长对前一天会议的结果十分不满，继续要求到会的全体社员填写“劣迹人”和开荒者名单，他特别指出：“没写的你就把自己写上。”
这一天，对５６岁的高保定是很不幸的，在前一天上交的选票上，他被逼无奈，只好把自己、老伴、儿子及两个已出嫁的女儿的名字请会写字的村民吕芳平代填在了开荒者的名单里面。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由于乡村干部“工作有方”，到晚上１２点左右的时候，就像挤牙膏一样挤出了很多选票，凌晨１点多，在讲台上经过认真制作填写后，唐副乡长向５２户村民（占蔡家湾农户的６０％）发放了罚款通知书限在七月三十日前交清，否则将按有关法律法规从重处理。也是在这同一个晚上，唐副乡长在蔡家湾向村民们发放了“十多张‘劣迹人’通知书”——经村民无记名检举，你在现实表现中有违法劣迹行为。现通知你于２００１年８月１日８时，务必前来乡政府接受法制教育。违者将按拒绝阻碍公务进行治安拘留或治安罚款２００元的处罚。
特此通知
２００１年
７月２９日
注意事项：１．携带铁锨或头等劳动工具。
２．自带干粮或伙食费。
３．时间３至５日。
岷县公安局堡子派出所 （公章）
岷县司法局堡子司法所（公章）
回 执
我已于××××年×月×日×时×分接到派出所、司法所第××号通知书。
被通知人（签字或按指印）”
凌晨３点左右，第三次会议结束了。
７月３０日晚，蔡家湾“劣迹人”选举第四次大会如期召开。许多“难缠”的农民陆陆续续拿着“拉高利款（借高利贷）”借来的皱巴巴的钞票，往讲台上就座的唐副乡长手里上交。“唐副乡长一直在忙着收钞票、数钞票，坐在一旁姓温的乡干部一直在忙乎着开收据。”交完钱以后的农民拿到了事由为“非法开荒罚款”并盖着乡人民政府大印的“收据”。
这一晚，唐副乡长“收了８０００多元”，但同样是这个晚上，对于村民说是一个十分不幸的夜晚
７月３１日晚，蔡家湾“劣迹人”选举第五次大会如期召开。这次会议是蔡家湾“劣迹人”选举活动的总结大会。从晚上８点到１０点，唐副乡长依然在忙着收钱、数钱。接下来，他便安排在这次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两个农民代表发了言，此后，又让高保定等三四个“坏人”做了检讨。做过检讨的农民张爱芳十分委屈地对记者说：“让我填‘劣迹人’，我觉得村里没有‘劣迹人’，但是干部们还逼着要填人名字，我只好把自家户口本上的名字全抄上了。”正是因为这样，张爱芳“欺骗组织”了，因此也做了深刻的检讨。
共产党员蔡茂才也难逃骂劫。在会议快结束时，驻村干部、兹那村村支书闵锦途对蔡茂才说：“你的罚款呢？”
蔡茂才说：“我的钱，娃娃借去了，借来明天１２点准时上交。”
闵：“你交不上来怎么办？”
蔡：“交不上，你们想扣押什么就扣押什么。”
闵：“你牛有吗？”
蔡：“牛有。”
闵：“那就拉你的牛，你现在走吧！”
蔡茂才刚刚走到教室门口，只听背后传来一声断喝：“回来！”蔡茂才转过头来，站到了讲台前，只见唐副乡长满脸怒气，突然开口说：“坐回去！”蔡茂才乖乖地回到了座位上。还没等蔡茂才坐稳，唐副乡长又开骂了：“我把你这个坏×，你是共产党的败类，共产党要你这样的党员瞎了眼了。作为一个党员你为啥不积极交款？”
蔡说：“我明天交上行不行？”
唐：“像你这样的党员，你挖地怎么就这么积极？”
蔡：“我没挖，不信你向大家调查么，我十几年前就挖过那么一点地么，早就罚过款了。”
唐：“明天早上你交不上，你小心！”
蔡：“我明天一定交上。”
唐：“滚！”
就这样，５１岁的共产党员蔡茂才灰溜溜地“滚”出了教室。
唐副乡长在最后的总结讲话中说：“今天参加会的多是婆娘们，男人们被罚疼了，不敢来了，蔡家湾的罚款交得还比较积极，只剩一户没交，答应７天后交上。其余未交‘劣迹人’名单的，赶紧填写，明天１２点以前交到社里，这个会议开得很好，明天我们就要回乡上。”
８月１日，当第一批被选举的“劣迹人”准时８点在乡政府“接受改造”，据一位村社干部说：“唐乡很高兴，他说这个蔡家湾人难缠，但我们还能这么容易就把款收上来，我想今年在收承包费的工作中也应该采取这种手段，估计３天就能收齐。”
基于唐副乡长在兹那村蔡家湾社工作“卓有成效”，很快乡党委、乡政府召开了全乡三级干部大会。乡党委书记包成宝说：“唐乡在兹那村搞得很好，得出了许多好的经验，要在各个村社好好地推广这一做法。”唐副乡长在会上专题介绍了从蔡家湾总结的“兹那经验”——“１．大造声势，大力宣传；２．召开群众大会，形成规模声势；３．做到人人有纸条，个个抓落实；４．村村都有‘劣迹人’，哪里都能出成绩。”唐副乡长最后强调说：“各片都要加大力度，在各个村社推广这一经验与做法。”
自此，轰轰烈烈的选举“劣迹人”“运动”在堡子乡的１０个村里全面展开了。
有７个社、１１００人的施旗村和其他各个村一样，开始认真落实乡党委的会议精神。８月１０日，村支书王志仁和驻村干部刘金平在施旗小学召开了该村选举“劣迹人”的第一次大会，直至凌晨１点，仍无结果。
为了“搞出成效”，乡里临时“调兵遣将”，撤回刘金平。８月１３日，乡党委书记包成宝、副乡长唐胜汉亲率１０多人的工作小组，来到施旗小学，展开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攻坚战”。百余名村民被圈在锁上铁大门的校园里，连续几个晚上。
对此，堡子乡施旗村三、四社村民给记者的申诉状是这样写的：
“他们气势汹汹地要求每个村民填写５名‘劣迹人’；没有的话就将自己的父母及子女填上；若还填不上或遭毒打或被谩骂。
施小朋由于填不出‘劣迹人’，由乡干部数人拉定，副乡长唐胜汉亲自动手，毒打十几分钟，致其前胸后背多处青紫。其父站在一旁脸都吓白了，却敢怒而不敢言，可想当时的气氛是多么的恐怖。
施彦平因填不出‘劣迹人’，脸上被扇耳光数下，然后罚站七小时，身心遭到严重摧残。
最令人气愤的是季平文，此人耳聋，因未能及时听清唐胜汉的话，被打得口鼻流血，其状惨不忍睹。
他们还对老人、妇女、儿童污言秽语，唐胜汉扬言道：我要把你们做着不吃，家破人不亡……
有一天会议开至次日早晨６时，长达１１小时，我们那里早晚温差大，白天热晚上冷。村民们开会去时都身着单衣，晚上冻得发抖。学校大门被锁，去加件衣服也不许。
凡是填不出‘劣迹人’的村民，每户罚２００元，强迫村民压指印；妇女儿童也不放过……”
为了切实把选举“劣迹人”的工作搞出成效，堡子乡的领导们在施旗村针对村民不积极配合的“行径”，推出了新的创造性的对策（“提前在白纸上盖好乡政府的大印，随时按需要使用”），但还是两个字：“罚款”——
“处罚通知单
施旗村三社×××：
因你在劣迹人员及计划生育举报过程中拒绝及妨碍公务，根据《治安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对你处以贰佰元（￥２００）罚款，限你于明天早上８点前交清罚款，否则将从重处罚。
特此通知
被通知人签字：×××（指印）
堡子乡人民政府（公章）
堡子乡派出所
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３日”
看着这张《处罚通知单》，１０月６日记者在乡党委书记包成宝的办公室向在座的各位领导及派出所长倪俊民请教：“请问到底依据的是哪一条规定？”对此却无人回答，全场沉默１０多分钟。
在堡子乡，１０个村子的“劣迹人”公选几乎都是这样进行的。
记者见到的“劣迹人”
最老的“劣迹人”——６８岁的蔡玉田
今年６８岁的蔡玉田，为了便于耕作，把承包地置换到家门口的河滩里。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９日，兹那村所在地的施旗沟暴发特大洪灾，滔滔洪水一次性卷走了他的８亩河滩地，还差一点把他的３间土坯房连同１头骡子也给卷跑。老蔡为了申请一点土地求得生路，先后一次次地给村里、给乡里、给县里递交求援申请，但“跑断了腿”的老蔡最终得到的答复是：“你自己掏钱买点地嘛！”。为了生存，在先后卖掉了面柜、棺材之后，甚至连１１岁孙女的头发也剃下来卖了换面度日。迫于无奈，讨饭归家的老蔡在２０００年春节后，携全家老少从山底爬到山头，开了两亩荒田，聊以度日。
为此，老蔡不仅收到了一张９００元的罚款通知单，还于７月２９日收到了“劣迹人”通知单，成了在乡政府干杂务的最老的民工、堡子乡法制培训班最老的“劣迹人”。
最小的“劣迹人”——１４岁的蔡尕换
７月下旬，蔡尕换顶替自己的父亲去参加蔡家湾选举“劣迹人”大会，唐副乡长按惯例盯着花名册点名，当点到蔡尕换父亲的名字时，蔡尕换应声道：“遵旨。”此举触怒了唐副乡长（唐副乡长规定所有村民在点到时，均应说“是”），唐副乡长厉声喝道：“是谁？给我站起来！”接着又骂道：“你这个野牦牛×哈的，你这个野物，有人养没人教的东西。”唐副乡长感到还不过瘾，“你们为啥填不上‘劣迹人’，像蔡尕换这样的坏蛋不是‘劣迹人’，谁还是‘劣迹人’，这就是最突出的‘劣迹人’，‘劣迹人’就在这儿，你们为啥不填？”就这样少年蔡尕换被乡领导指定为“劣迹人”。
夫妻“劣迹人”——蔡习芳、吕淑霞
３２岁的蔡习芳和２８岁的吕淑霞有两个孩子，由于生活困难两口子在山头上开了一片荒田。在蔡家湾的“劣迹人”选举大会期间，他们收到了一张罚款７５０元的通知书。因为缴不上罚款，夫妻双双均被定成了“劣迹人”。村民们告诉记者：“因为怕打，蔡习芳早就跑了。吕淑霞刚开始还到乡上去参加了学习，两个孩子没人看，她把８岁的大孩子和５岁的小孩子用绳子绑着连起来，最后确实没办法了，为了孩子能吃上饭，她再没去学习。”岂料，从此以后“犯下了大罪”，乡派出所接二连三地给他们发来了７张传票，并在传票上注明了“来时携带罚款”。确实连自己生存都无法维持的吕淑霞家徒四壁眼看借钱无望，“更怕被乡派出所传了去挨打坐牢”，干脆把大儿子扔到村里，带着小儿子“潜逃”他乡。
支书“劣迹人”——郭苍龙
今年４０岁的郭苍龙是去年１１月当上堡子村村支书的。面对记者的采访，他说：“我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就成了‘劣迹人’？连我们堡子村的村主任也变成了‘劣迹人’”。“我参加的是第三期培训班，我被定为‘劣迹人’我认为不合法，连村支书都犯法了，那么堡子村的群众能有一个是好的吗？”
道士“劣迹人”——蔡诚应
今年４７岁的蔡诚应本是下中寨村立树湾社的一个社员，１９８５年出家为道，供职岷县红莲寺，他拿出编号为１６６号的、由甘肃省道教协会颁发的《道士证》对记者说：“今年８月上中旬我在兰州，等我回到村里。驻村干部黄召华连续四次来到我的家里通知说：‘你是劣迹人，乡党委副书记郎学文已经宣布了，你必须到乡上坟儿河滩接受改造。’”
有劣迹的“劣迹人”——劳改释放人员施金宝
３０岁刚出头的施金宝，按乡干部的说法“他就是‘劣迹人’，他是半年前刚刚释放回来的两劳人员”。但施金宝对此有自己的说法。施金宝是在记者面前哭得最凶的“劣迹人”之一，几度因此而噎过了气。他说：“政府在监狱的门上写着呢，‘悔过自省，重新做人’，难道我们出来以后还有罪？这一辈子就永远成了罪人了吗？”
以上这几位仅仅是我们采访中所接触的众多“劣迹人”中的几个“代表”。“劣迹人”们各有各的冤屈、各有各的遭遇……
“我们缘何评选‘劣迹人’？”
１０月５日１５时３５分，记者走进了堡子乡人民政府，乡上几位主要领导早早就在乡政府“恭候”。
对于为什么要组织实施评选“劣迹人”活动，在座的乡党委书记包成宝、乡长赵所青、副乡长唐胜汉等人给记者提出了两个重要的理由。
其一，“上级的综合治理与严打政策是我们行动的根本依据。”包成宝给我们拿出了一沓文件材料说：“县里要求各乡镇从办好法制培训班着手，加强对各种有劣迹行为人员的控制。各乡镇都在搞，当然我们也不例外。”接着包成宝和赵所青给记者指着岷县县委书记赵新文在全县社会治安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一段文字说：“劣迹人员的提法是从这里来的。”
记者发现该讲话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说的：“重点整治的问题有四类：……；四是影响社会稳定和治安的重点人口的教育和管理，如吸毒人员、两劳释放人员、有劣迹的社会闲散人员等。”
包成宝还十分恳切地对记者说：“除了要很好地落实上级党委的工作安排外，我们乡确实也存在许多急需整治的现实问题。”这是他们的第二条理由。接着他拿出了一份该乡２０００年７月２８日呈给县委、县政府的《关于请求严励（厉）打击兹那、哈那等村严重报复村干部的报告》。
该报告称：“由于部分群众法制观念淡薄，小农意识强烈，不能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把完成各项任务和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看成是村社干部与自己有恩怨，过不去，从而引发了一系列报复村干部的恶性案件，严重影响全乡的社会稳定和乡、村、社三级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使各项工作难以顺利开展。
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４日，兹那村原党支部书记蔡生艳家钢磨房发生爆炸案件，其儿子与儿媳被炸伤，儿子致残；
１９９９年农历八月，蔡生艳家当归被铲除，给当事人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２０００年农历二月廿六，蔡生艳家两头猪被人投毒致死；
２０００年３月２８日，蔡生艳家地膜当归的地膜被人撕扯得一片狼藉；
２０００年６月２４日，兹那村大台子社发生群体暴力抗法案件，乡政府１０多名工作人员被打，派出所手铐被砸；
２０００年７月１０日晚，蔡生艳家３亩多当归在一夜之间被人用除草剂全部杀死；２０００年农历六月初六和十一，兹那村蔡家湾社社长宋选生家两次被人用‘３９１１’拌馍馍、冰糖后投毒，幸亏发现较早，尚未造成人畜中毒；
２０００年７月１５日，哈那村原支部书记郭慈寿家０．６亩小麦被人用棒子破坏而绝收。
由于上述案件公安局一直查而未破，没有把少数破坏分子的嚣张气焰打下去，使违法者没有得到法律制裁，致使报复村社干部的恶性案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严重危害全乡社会稳定和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包成宝还告诉记者：“为了全乡社会安定团结，教育社员，教他们致富的思路。我们组织了以法制教育为中心，包括农科、经营、水利等各方面内容在内的‘法制教育培训班’，然后在全乡范围内排摸普法对象。”
堡子乡“排摸普法对象”的主要办法是：１．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大规模的举报；２．派出所及政府各相关部门根据平时掌握的情况，进行筛选确定。“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发现坏人”。
被选举出的“劣迹人”，正如唐副乡长所说：“在乡政府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大家普遍认为乡上举办这样的学习班真好，希望以后多办一些。”
但老百姓偏偏就是不领这个“情”，连许多村社干部都不断地说这是“负民心、背民意”的坏事。
被乡上莫明其妙定为“劣迹人”的村支书郭苍龙说：“我看这件事，从政治上不利于安定团结、不利于社会稳定；从农村工作上使村社正常的工作秩序遭受破坏，尤其使村社干部难以面对群众；从民风上讲是严重破坏了正常的村社风气，使村民人人为敌，矛盾百出；从民众情绪上讲是严重伤害了广大群众的感情。从而加剧了广大农民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矛盾。”
“劣迹人”引曝堡子黑幕
透过众多“劣迹人”的申诉，记者一点一点地看到了发生在堡子这块贫瘠土地上，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一面。
黑幕之一：“我的父亲被活活气死了！”
在堡子乡下中寨村，有一个村民叫王东林，是个木工。今年８月，他也被定为堡子乡的“劣迹人”。被定“劣迹人”让他感到更冤枉的是仅仅因为与喝了酒的乡党委副书记郎学文争执了几句，便被派出所的人在乡政府院内的核桃树上铐了两天多。
第三天，王东林说：“我母亲去找村支部书记王志治问原因，村支书竟将我母亲打了两拳说：‘你想做什么呢？’拉着我母亲到乡政府，说：‘把这个老婆子也铐起来。’派出所所长便将我６５岁的母亲铐在了乡政府的核桃树上。此时我的三个妹妹和我的妻子都哭了起来，郎书记见状生气地说：‘你们来一个铐一个！’她们就被吓跑了，我妻子跑到娘家找来了我岳父求情，不料所长打了岳父两拳，并准备铐他，在乡人大主席徐文学的劝解下岳父才幸免被铐。之后，他们把我和母亲用一副铐子铐着送往县上拘留。在拘留所的１５天里，我和母亲受尽了屈辱和折磨，残疾的父亲悲愤交加，导致旧病复发在怨恨中去世了。事过一年多，没想到今年我又被选举为‘劣迹人’，还要求去乡上培训教育，由于我外出打工，乡上说要罚款２００元，妻子只好代替我前往接受劳动学习。” 本版配文图片均由本报记者王克勤摄
肖作新无期 周继美死缓
黑幕之二：“我们被打惨了！”
为１０元钱差一点要了一条人命。明泉村二社６０岁的徐花蕊老人，在得知记者已到乡政府后，便一直追到乡政府包成宝书记的办公室。她哭着向记者说：“去年秋后，就因我儿后进喜差１０元承包费没交，乡里郎学文副书记带着１２个人，就将我儿叫到社长徐平生家里，一顿毒打，徐社长两口劝都劝不住，直被他们打得昏了过去，是我三儿子给背回家的。第二天郎副书记找到我家问我是不是后进喜的娘，我说是，他说把１０元交了还要罚１８０元。社长借我１０元钱，我又贷了１８０元高利款给了郎副书记，他什么收据都没给，装上钱就走了。我儿后进喜连咳了几天，吐出的都是血团团，看病又拉了２００多元的高利款。”
我被打得像狗一样乱窜。施旗村二社社员施喜文，一个老实巴交的牧羊人，在８月９日这一天，被乡干部打得直喊“娘”。“这一天上午１０时许，乡武装部长张世建和乡农技站姓邱的干部来到我家，说房基地不合适，我拿出宅基地卡片和岷县土地局发的使用证。张看后说，这手续不算，你是从哪里骗来的，要给你罚款１４００元。我说怎么这么多？他们就开始丈量，最后要罚款１２７元。在签了明早８时交款的协议后，我便去‘拉款’。第二天上午８时零５分（据他们说），张部长来取款，说我时间超过了５分钟，一分钟罚５０元，要罚２５０元。我说就这１２７元还是拉的高利贷。张部长说你不交就到大队部去。说着连拉带扯就把我拉到村支书王志仁家。他们又要我交２５０元钱，我就说你们这是官大一品压死人呢。他们听后怒火冲天，拳脚伺候，打得我像狗一样满院子乱跑，最后我被他们打昏在地。醒后我真想跳河而死，但想到上有七旬父母，下有妻子儿女，就含冤活了下来。”
为建学校我惨遭支书暴打，反成“罪犯”，背井离乡三年而有家难归。３７岁的杨俊平是下中寨村马鸡湾社农民，因“怕被乡上抓了”而流落兰州三年之久，１０月１３日他在乡亲的陪同下来到报社专门向记者申诉了他的遭遇：“１９９９年９月，村上建项目小学，因我的木工干得不错，被村民选为代表之一负责村校修建。９月２２日，我们几个代表来到村支书王志治家商量此事，当时乡党委副书记郎学文、乡武装部张部长均在他家。当谈到未出工的人中有几户是支书的亲戚时，支书的妻子便对我们破口大骂，不仅如此还拿起凳子要打我们。因为我们是为了村里的公事，又加之当时乡上领导在场，我便顶了她几句，让她把嘴放干净点。不料，这时村支书王志治从我身后用加厚的玻璃烟缸猛地向我头上打来，当场我就昏了过去，对此乡村干部不仅无人主持公道，还要赶我出门，头上正在冒血的我踉踉跄跄迈出他家的门就一头栽倒在地上。晚上９时许，乡亲们眼看我已是血染全身、生命垂危，把我往乡卫生院送（记者看到乡卫生院的《证明》是这样写的：９月２２日晚１１时入院，神志不清，头部百会穴位右侧３ＣＭ处有长度为５ＣＭ，深０．２ＣＭ，呈‘Ｌ’字形的新鲜伤口一处）。我在卫生院昏迷了３天３夜，住院２０多天，至今时常头痛。在我住院期间最让我寒心和绝望的是他们‘猪八戒倒打一耙’‘恶人先告状’，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对我开始‘专政’。１０月４日，尚在住院的我却接到了一份派出所发来的《传唤证》，接着１０月２０日、１１月３日刚刚回家的我又连续接到了两份《传唤证》。１１月２８日我收到了一份县公安局开出的《治安管理处罚裁决书》‘寻衅滋事，治安拘留十日’。完全绝望的我只好‘潜逃在外’，连续三年不敢回家。”
杨俊平最后补充说：“我真冤枉，全村的乡亲都可以作证。”
黑幕之三：“想罚多少就多少，没钱拉牛赶猪搬家具。”
在堡子乡，记者见到的每一个乡亲几乎都能从怀里掏出一叠各式各样的罚款、收费单据。明泉村村民徐会给记者提供了一份乡政府与他签订的《抵押协议书》：
“抵押协议书
协议双方：因甲方在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１年内在本村非法开荒，违反有关法律政策。乙方决定对甲方处以壹仟壹佰伍拾元（￥１１５０．００）罚款，因甲方暂无现金交纳，愿将自己的一头耕牛暂做抵押，在２００１年７月３１日下午５时前交清罚款赎回耕牛。否则愿将耕牛由乙方作价变卖抵交罚款。双方达成协议，立字为据。（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协议双方签字：
甲方：堡子乡明泉村村民徐会（指印）
乙方：堡子乡人民政府
２００１年７月３１日”
同样也是明泉村的村民，施金保、施贵保的罚款金额都在１０００元以上，他们向记者是这样陈述的：“今年的七月下旬，唐胜汉副乡长来到我村季书记家中，叫来我们两人处罚开荒问题。唐副乡长说：自己承认自己的错，不能说季书记的问题。施金保硬要提季书记家人开草山的问题，季书记为啥大面积开草山，却不允许我二人开一点点。唐说：你两个坏人站起来说，你们知道开荒是违法的吗？我们说：知道。唐说：知道为啥要开荒？我们说：书记能开成，我们就能开成。唐又说：季书记由政府管不由你们管。我们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能开荒，为什么社员不能开荒？这时唐发怒说：给两个坏人进行严重处罚，给施贵保处罚１０００元，限三小时交清。贵保说：限我六小时，我从堡子拉高利款交清。唐说：不行，将你家产押上。贵保说：我有羊１５只。唐说：羊只顶５００元，还有什么？贵保说：还有彩电１台。唐说：两样能行。结果，施贵保将高利款８００元交给唐，唐没收，撒在贵保脸上，起来要打贵保，后施贵保又借２００元共１０００元交清了这笔钱。
唐又问施金保：给你处罚１２５０元，交不交？施金保说：不交。唐说：为啥不交？施说：不公平不交。唐大怒：把你治安处罚，劳改三年。施说：家庭困难，交不起款。唐又大怒：将你行政拘留１５天。就打电话调来派出所所长倪俊民给我戴上了手拷拉到乡政府，将我吊到树上一天两夜。
无奈，被逼的金保妻子和亲属们给唐交清了１２５０元，唐说：还有派出所的处罚金２００元，妻子流泪卖掉家中年猪一头，交上了处罚金。”
堡子的黑幕不止这些，乡村干部不仅随意辱骂群众，殴打农民，而且乱罚乱收，有人还肆意截留扶贫款、世行贷款，更有人把生活本来就极其贫困的乡亲们当成了他们营利的主要对象。堡子的故事讲不完……
“劣迹人”引出深层矛盾
岷县堡子乡公选“劣迹人”不仅揭开了堡子令人发指的黑幕，同时也引出了一系列深层的矛盾。
矛盾之一：生存与生态
记者在堡子的日日夜夜，深深为乡亲们的生存，为乡亲们能否吃饱饭而担忧，同时也为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焦心。正如岷县县委书记赵新文所说：“这里是高寒阴湿气候冷、山大沟深耕地少、土地瘠薄质量差、灾害频繁冰雹多。”这些劣势可以说在堡子表现得十分突出。
“劣迹人”蔡玉田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其实，老蔡的遭遇在这里乃至在很多贫困地区，都不是一个偶然现象。生存与生态的矛盾在堡子集中体现的是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如何化解这一矛盾，出路就在于结构调整，就在于特色农业。
矛盾之二：民穷与乡穷
在堡子乡施旗村三社记者看到了一家极其贫困的家庭，６４岁的施胜昌和妻子及两个２０岁左右的儿子同居在一间极其简陋的土窝棚里，仅有３平方米的火炕上放着两床破旧不堪的棉被，除此之外，炕的两头各放着两袋面粉和小麦，这张铺着快要磨烂了的竹席的火炕，就是一家四人拥挤的夜晚。像这样的贫困户在堡子还有不少。县委副书记黄爱菊对记者说，在岷县有的农家全家的财产合计也不超过２００元人民币。乡亲们真穷，穷得让人透心凉！整个有１万人的堡子乡“东风车只有一辆”。
老百姓穷，乡政府也很穷。３０岁的副乡长路春盛迄今还拿着两年前因病住院１万多元的医疗费单据。乡上的工资也只发到今年２月份。乡财政所的会计赵欢笑给我们拿出了去年乡上收支的一览表：全乡各种财政收入４３万元，县财政补贴３５．８万元，他们的家底也仅仅只有７８万元；但全乡去年所供养的１１４人的工资就达７２万元，平均人均月工资也不过５００元，全乡的办公经费只剩下６万元。当然也有一些不光彩的收入，“最近的罚款大约就收了３万多元吧。”
也可能是因为这个“穷”字吧，对乡政府来讲，农村承包费收缴十分艰难。一方面，老百姓穷得连吃饭都有困难，另一方面，乡干部既想完成任务又想增加收入，于是一些干部把手伸向了农户的面柜，赶走了农民的猪牛羊，竟然说出了“卖姑娘、卖家什都得把钱给我交来”这样的话。
乡穷的根本是民穷，只有艰苦奋斗，谋求经济增长亮点才能实现双赢和多赢，否则将会走向“民穷乡更穷，乡干部不断伸手，民更穷、乡更穷”的恶性循环。
矛盾之三：发展与积累
１０月６日，堡子乡党委书记包成宝曾经请记者参观了全乡惟一的“工业”——一个作坊式的榨油房和中草药扎捆包装工棚，其资产也不过十多万元。该乡的领导还请记者参观了２００亩的中草药种植基地，走访了几个种植大户，这些大户家里最好的财产仅仅是一辆摩托车，但记者从这里看到了希望，因为“一亩药材十亩麦，一亩洋芋五亩麦”的成效在他们身上已经得到了实践。但是由于种中草药每亩地要上千元的投入，这对当地绝大多数仅靠外出打工实现养家糊口的家庭，显得力不从心。
矛盾之四：浮夸与负担
该乡乡长赵所青说，全乡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１１４元，今年可望达到１３００元。但是许多村社的干部告诉记者，农民人均纯收入顶多６００元。对此，乡党委书记包成宝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按每个农民每天早中晚各喝两碗面汤计算，一碗面汤５角，每日需要消费３元人民币，仅此一年就是１０８０元。对此记者无言以对。乡上的一个干部说，经济指标不是自下而上的，是自上而下的，上面下达怎样的任务，就得完成怎样的任务，否则一票否决制，乡党政一把手就得挪窝。
但这对农民来说很残酷。堡子村支书郭苍龙家只有２．１９亩土地，全家有四个吃饭的人，他说，“我的那点地如果种小麦，全部收入都交给乡上，还交不清乡上的税费。”在他给记者的农民负担明细表上写着每亩土地的税费合计为７５．５元。下中寨村立树湾社村民蔡含珠说：“我只养一只母鸡，就收牧业税３０元；我穷得养不起猪却要收屠宰税３０元；我已是５８岁的人却要收计划生育费２０元。我不满，他们说是按人头收的。我又不敢不交，他们不是用棒棒打就是要把人拉到县上拘留。”周家村的一个老党员对记者说，我们这里生活（吃的）缺半年的就能占到百分之三四十。这里的旱田一亩地平均只能产３００斤粮食（全乡共有１２８０９亩地，其中水地只有１０００亩），而每亩土地的税费就达７０元左右，所以农民负担极其沉重，许多人如果不是外出打工，早就没活路了。
矛盾之五：民风与作风
１０月５日晚，记者打算到堡子乡政府所在地堡子村的村民家走访，乡党委书记包成宝恳切地对记者说：“晚上万万别出去，会有危险，我们的乡干部和村干部从来晚上不出门的。”但是，记者在乡亲们那里采访的时候，乡亲们不断地说：“乡政府万万不能去，弄不好就给捆了，轻则挨打，重则坐牢。”许多村民在给记者喊冤的时候，不是脱掉衣服看伤，就是扒起裤子让记者看身上的疤痕。对此，记者欲哭无泪。让乡亲最为心惊胆战的是“乡政府的核桃树”，提起“乡政府的核桃树”没有一个村民不害怕它的厉害，乡政府门口几个小商店的店员告诉记者：“乡政府的核桃树隔三差五就捆人，有时候连门口的白杨树上也捆人，无论三九寒冬还是酷热的夏天，一捆就是十几个小时或更长的时间，还常常打人，喊叫声十分凄惨。”
堡子乡派出所所长倪俊民对记者诚恳地说：“比起现在，１９９７年王义在乡上当书记的时候就更严重了，乡领导出门就要带民警，当时农民把我们的几个联防员称谓‘王书记的棒棒队’，因为人人手里都有警棍。我们也是乡领导逼出来的，归人家领导管不能不听人家的话。”对此，县人大代表、优秀党员、原周家村支书卢克忠说：“自１９９７年以后，堡子就成了‘不见天日的堡子’。”
在堡子乡大山深处，走访过几十家农户、一百多“山民”后，记者深深感到他们是那样的纯朴、老实、憨厚，懦弱得让记者同情、让记者心痛。但是，乡上的许多干部却说，这里的农民“难缠”。在堡子到底是民风有问题，还是干部的作风有问题？
尾声：该怎样对待父老乡亲
堡子乡发生公选“劣迹人”事件后，为广大村民所不满，施旗村的８个年轻人到省城大胆申诉。这一事件很快于９月下旬被省上新闻媒体曝光，于是引起了岷县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他们就查处情况“向新闻媒体和群众”作出“答复”：
“１．岷县堡子乡政府在今年８月下旬举办法制培训班时，连续三次召开施旗村三社、四社村民大会，要求每个村民无记名检举５名劣迹人员，在村民不检举的情况下以罚款方式，要求村民检举，并打骂个别群众，在社会上和群众中造成了恶劣影响，严重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乡党委书记包成宝、副乡长唐胜汉、驻村干部温玉平，已按有关规定区别责任分别给予了党纪、政纪处分。被打骂的村民施小朋已由温玉平当面承认错误，赔情道歉，并承担了相应的医药费。
２．今年春播期间，乡党委书记包成宝、乡长赵所青、副乡长唐胜汉借发放世行贷款之机向村民销售自己的黄芪种苗和种子，从中牟取个人私利。经县农技部门技术人员鉴定，对高出当时市场价的种苗和种子差价款项已由本人如数退还给群众。并结合上述问题对包成宝、赵所青、唐胜汉分别按有关规定给予了相应的纪律处分。
３．违纪建房清理过程中乱罚款的问题。乡上给施旗村违纪建房的群众实施罚款的１２户，经过认真调查、实地丈量、查看有关材料，对宅基地处罚不正确的已进行了纠正，共收取各种费用３５６２元，其中按有关规定收取的１２９２元、属乱罚款的２２７０元。调查组责令堡子乡党委、乡政府向群众说明情况，已将违反《土地管理法》乱罚款的２２７０元如数退还给群众。”
记者看完这份由县委副书记黄爱菊提供的“汇报”后，一方面是欣喜，另一方面是更多的忧心。欣喜此事终于引起了岷县高层的关注，并采取了实体性的动作。但忧心浓于欣喜，仅从这份“汇报”看，文中只提了施旗村三、四社选举“劣迹人”的情况，而乡上的“赔情道歉”也只限于这两个社。实质上选举“劣迹人”在全乡各个村社都在进行，并且真正的重灾区在兹那、周家、下中寨等村。不知是该县调查组的工作作风不实，还是另有隐情。另一方面，在采访期间，乡亲们不断地对记者说：“青天大人啊，你们留下来吧，你们走了，他们会报复我们的。”施旗村的“８好汉”一个个更是如临大敌，１０月８日，记者在县委副书记黄爱菊的办公室采访时，还接到了“８好汉”的电话，他们十分担心。于是，记者把电话转交给了黄副书记，黄副书记对着电话、面向记者表态说：“你们是在帮助县委、县政府开展工作，你们是为保护全乡人民的合法利益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我对你们表示感谢。有任何对你们的打击报复，你们都可以直接来找我。”
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对岷县堡子发生的以公选“劣迹人”事件为中心的一系列问题本报将进一步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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