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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一架被劫飞机撞向世界贸易中心的北楼时，劳伦·曼宁女士被一个巨大的火球吞噬了。从那以来，她就一直为活下来而拼搏着——
9月11日早晨，当第一架被劫飞机撞向世界贸易中心的北楼时，劳伦·曼宁女士恰巧刚刚走进位于这幢摩天大楼里的公司办公室。刹那间，她被一个巨大的火球吞噬了。从那以来，这位恐怖爆炸的受害者就一直为活下来而拼搏着——
“我听到了消防警哨声，我身上着了火，”她告诉丈夫格雷戈里。那天早晨，她发现她躺在圣·文森特的曼哈顿医院。她说：“我曾祈祷着快点结束痛苦尽快死去。后来，我决定为泰勒、为你活下来。”泰勒是他们才11个月大的儿子。
世贸中心爆炸所造成的灾难性结果似乎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几千名有幸逃脱死神但脑海里却永远留下了抹不去噩梦的人；另一类则是葬身在爆炸废墟中的数千人。不过，还有一小批介于中间的人，他们在这次爆炸中受了重伤，如果他们能够在医治后重新站起来，那么对他们来说要走的路还很长。
曼宁夫人就是那一小批不幸受伤的人之一，她被送到纽约长老会医院的烧伤科里，她是遭受袭击的17名受伤者之一。所有的人都被烧伤，烧伤程度从14％到90％不等，她是受伤最为严重的一位。17人中已有5个死亡了，3人获准出院，还有一些已经从病危的名单上划掉了。剩下的7个人，包括曼宁夫人仍处于深度的、需要靠药物维持的睡眠之中，他们的伤势还一刻离不开医院的照料。
曼宁的医生对她和其他病人所接受的治疗缄默不言。不过这家医院给人的印象是，一位烧伤患者的生存机率大概与其身体没有烧伤的部位面积相等。同时，年龄也起了某种作用。曼宁太太今年40岁，身体倒非常健康。
感染一直严重地威胁着他们，幸存下来的患者不得不忍受多次的植皮手术和长达几个月乃至数年的物理治疗。一些与曼宁比较接近的人不愿谈论她，因为她向来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我猜想她了解我的程度大大超过我了解她。”一位名叫哈维·兰德的老朋友说。不过他还是决定谈一谈她，他将曼宁描述成一个“释放出阳光”的女性，因为“也许有更多的人会为她的平安默默祝福”。
她的丈夫格雷戈里·曼宁说，他希望妻子能够自己说话。不过，他对她的毅力和勇气表示敬佩。他说，“她值得人们的尊敬。”不论她想不想要这种荣誉，曼宁已经成为她供职的坎托·菲茨查拉德证券公司的希望象征。这家公司在世贸中心的灾难中失去了700名雇员，其他一些雇员则伤势严重，包括一名曾与曼宁同在一个烧伤病房的雇员，他上周末刚刚去世。
他渴望曼宁夫人痊愈后重返公司，继续干她那市场营销部主任的活儿。因为在大学期间，曼宁就清楚她喜欢从事经商的职业，曾与她一同上福德罕姆大学并在新泽西州的霍波肯同寝室几年的迪尔德丽·奥·康奈尔说：“劳伦·曼宁总是非常专心，那就是她的风格。”
当世贸中心大楼105层的一位同事加利·兰姆伯特因爱情问题向她求助时，她义无反顾地予以帮助，“当然，她往往从一个女性的角度给予我许多珍贵的忠告。”他说：“我是个单身汉，而她却是一个已婚的太太。”
她和曼宁先生结婚才一年多，他们是1996年在工作时相识的，并于第二年开始了恋爱。1999年8月他们订了婚，那是在曼宁接受一个切除良性脑瘤手术的前一夜。“她在以后的两个月里悉心照顾我。”格雷戈里说，“现在该轮到我照顾她了，我会尽最大努力照料她。”
曼宁通常在早晨8时30分就坐到了办公桌前，可是那天早晨她却稍稍迟到了一会儿。当恐怖事件发生时，曼宁先生以为她已经进入她公司的大厅。过了一会儿，一位好心人将她送上了救护车。
当时，曼宁先生还在家里。他接到了救护车里一位男子打来的电话，说他的妻子已经被烧伤了，不过在他询问她去了哪里时，电话中断了。上午10时，他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
事情发生后，他在烧伤病房里忐忑不安地度过了整个下午。晚上，他裹着一条床单睡在了等候室里。他给她朗诵诗歌或播放音乐，从德国音乐家巴赫到美国的德怀特·约卡博。他还给朋友们发去了长长的充满挚爱、痛苦、悲伤与希望的电子邮件，在落款时他签上了“来自格雷戈里和劳伦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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