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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１７日，２１岁的河北涿州女青年张利来到房山法院，自称在北京京辉高尔夫俱乐部打工期间，被单位两位领导强行搜身，并以人格尊严受到侵犯、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为由，向两位领导索赔精神损失费１万元，要求对工作人员管理不善的俱乐部负连带责任。
张利诉称，她是北京京辉高尔夫俱乐部的女工。今年８月２７日９时，因杆递组的一名工作人员丢了２００元，俱乐部管理部处长李以鸣下令杆递组在班人员全部接受检查。李以鸣让５０名女工排成队，然后与管理部经理庞程章强行对女工进行搜身。为保住工作，也为证明自己的清白，她忍辱让二被告进行搜身。事后她感到极大的侮辱，经常暗自哭泣，经家人一再劝阻才未因想不开而酿成大祸。
第二天，房山法院受理了此案。
原告张利愤怒诉说搜身细节
１０月２０日，记者前往房山区崇各庄乡南四位村，见到了张利和她的主管、俱乐部管理部副经理王京红（已被除名）。
２１岁的张利显得很瘦小，一说话就脸红，说起当时被搜身时的情景显得很气愤。据她说，当天早上共有５１名女工在班，被搜身的５０名女工在俱乐部门前的停车场站成两排。李以鸣处长叫大家把上下衣兜翻出来给他和庞程章检查，有些女工还被要求解开马甲衣扣翻内衣兜。搜身没有结果后，她们装个人物品的柜子又被搜查了一遍。事后一名叫田秀霞的女工对她说，庞程章还用手拍有些女工的裤兜，并说他看的是女工的上衣兜，不是看的女工（那里）。许多女工对此表示不满，议论纷纷。
女工主管：我“怂恿”女工被开
已被俱乐部除名的女工主管王京红拿出了几份有女工联名写的辞职书和举报信。辞职原因是“因对李处长无人性化管理不满”，举报信则称“她们曾就搜身一事向李处长提出抗议，并要求赔偿人身损失，但一直未果，特向公安机关报案”。
王京红告诉记者，搜身一事发生后，她曾鼓励女工通过法律手段讨公道。９月１５日，李桂云、田桂梅、卢爱齐３名女工向行政部及李以鸣提交辞职抗议书，行政部未予答复，李以鸣则对她们出言不逊，刁难说辞职也可以，但要算７天旷工，否则再上７天班才能离开。最后３名女工就搜身提出抗议并要求赔偿时，李以鸣改口说不算７天旷工了，但要扣７天工资。３名女工问为什么别的女工离开时并没有这样的规定，李以鸣不予理睬，并说爱上哪儿告就上哪儿告去。９月１６日晚８时，３名女工向青龙湖镇派出所报案。
王京红说，她是１９９９年经人介绍到俱乐部工作的，月薪４０００元。今年９月中旬，俱乐部突然告诉她月薪降为２０００元，国庆节期间又突然贴出公告，将她“精简”掉了。她在俱乐部已工作两年多了，俱乐部从未与任何一名员工签过合同，福利与各种保险根本无从谈起。女工有时会被客人击出的球误伤，而连报销药费３０％的“待遇”也是她们争取了很久才得来的。她认为俱乐部开除她是因为她“怂恿”女工与俱乐部作对。
受到威胁 仅仅剩下一个原告
张利告诉记者，她是今年８月８日去的俱乐部，现在还未过试用期。当初个别被搜身女工的家属非常气愤，去律师事务所写诉状，共联络了十几名女工一起起诉。李以鸣知道此事后威胁这些女工说谁去法院就开除谁，并让两位组长调查具体签字人员名单。这些女工在派出所调查时还实话实说，但现在为保住工作全都打了退堂鼓，如今只剩下她一个原告了。
张利说她还没转正，俱乐部知道后肯定会开除她，但她无所谓。她到现在领过两次工资共５５０元钱，写诉状和案件受理费就已花了４４０元，今后打官司还会花更多的钱，但为了讨回公道，她在所不惜。
李以鸣称纯属女工自愿“自清”
俱乐部管理部李以鸣处长完全否定了“下命令”、“强行”的说法，并称整个搜身过程与他和庞经理丝毫没有关系，完全是女工们自发自愿清查的。
李以鸣说，当天早上开例会时，女工们得知石树娟丢了２００元的事后，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纷纷出主意想办法，最后商定“自清”：自己将衣兜翻出来相互检查。检查未果后，为进一步证明自己的清白，大家又纷纷要求清查柜子，最后还是没有结果。据李以鸣说，俱乐部会馆共有８０余名女工，她们经常丢一些零花钱、电话卡等，但一直都查不出来。这次丢２００元算是多的，这也是女工们都急于证明自己清白的主要原因。在整个清查过程中，他和庞经理都没有参与其中，完全是她们的自发行为。
庞程章经理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则表示，当时自发搜身主要是王京红的主意，是她提出要大家当场表明各自的清白的。
陈乃辉说王京红在捏造事实
对搜身一事，北京京辉高尔夫俱乐部董事长陈乃辉接受记者采访时“针锋相对”地说：“王京红这个女人品行有问题，是她捏造事实陷害我们。”
陈乃辉说，王京红是俱乐部高薪聘来的管理人员，没想到她不但工作上表现不好，还经常滋生是非。由于和俱乐部里一些台湾籍领导关系不好，她多次指使朋友恐吓、殴打他们，致使多位台籍领导离开俱乐部，俱乐部的经营发展为此受到很大影响。俱乐部曾多次想辞退王本人，但她一再以写悔过书等方式表示会“改过自新”。今年９月，俱乐部进行改组，并相应调整了领导阶层。王京红被调到餐饮部，月薪也有所下降。经过几次反复，王京红最终表示服从安排。但从１０月２日至７日，她没打任何招呼、也没任何理由连续几天不来上班，俱乐部便按《公司法》规定作出了辞退她的决定。
说到搜身这件事，陈乃辉认为主张自发搜身是王京红的主意，鼓动女工在起诉书上签名的也是她。
其他女工：我们被迫签名上诉
记者随后采访了几名与此事有关、现仍留在俱乐部工作的女工，她们的说法几乎与俱乐部完全一致。
李雷娜曾是在起诉书上签字、要求联名讨说法的女工之一，她说现在想起这件事，感觉是受了王京红的欺骗。据她回忆，９月２２日晚，张利表哥刘继承和另外一名男子拿着起诉书来到她家，说除她以外所有女工都已签名，并称官司打赢能获赔８０００元，这在深圳已有成功的案例。当时尽管她觉得起诉书写得很夸张，但既然所有人都签了名，也稀里糊涂地签了字。后来她打电话给另一女工，发现刘所说并不属实，于是赶紧退了出来。
吴桂花也称王京红本人曾多次来俱乐部和家里找她，并说胜诉的话，能用８０００多块的补偿金补贴其不富裕的家。
据另外一些女工说，后来得知，签了名的其实也就是与刘继承同村的十来名女工，而刘继承每到一家都称全体女工已经签字，还带有威胁的口气，并让大家联合起来作证。后来互相之间沟通情况后，她们后悔了，所以不愿再起诉，别的女工也已打算不再讨说法。
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全面调查
１０月２０日中午，记者来到房山区崇各庄派出所，刘所长说没有上级批示，他们不能接受采访。
２２日上午，记者拨通了房山区妇联的电话，一位姓高的女士称，由于单位没有通报，她对此事并不了解，不过她答应去向领导询问，随后她对记者说领导不在。记者问找哪位领导能了解到情况时，高女士称妇联领导很多，她也不太清楚应该问谁。下午２时，记者再次拨通了妇联的电话，仍然没有找到有关领导。这究竟是不是一起非法搜身案，据悉房山区有关方面对此事非常重视，已组成调查组进行全方面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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