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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市一条不足４００米长的步行街上，清洁工人清理出人们遗弃的约１５公斤的口香糖；在哈尔滨漂亮的中央大街，随处可见斑斑痰迹；在郑州，庆祝节日时摆放的鲜花被哄抢、折毁；北京的一次游泳馆水质抽检结果显示，水中尿素含量全部超标，而街头的自动售货机屡屡被毁……
类似不文明、缺公德的事情，在全国各地并不罕见，有些甚至让众人见怪不怪了。这些现象在向每一个人发问：我们应以怎样的社会公德开创新世纪？
英雄何以流血又流泪――法制社会也要有“德治”基础
１０月２６日，全国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与违法犯罪作斗争及抢险救灾、救死扶伤的先进人物的代表１０５人走上了领奖台。就是这些普通人，面对邪恶和灾难，没有犹豫，没有胆怯，凭着一腔热血，一身豪气，用生命谱写出一曲曲壮怀激烈的正气歌。他们以事实告诉国人，我们的社会真善美仍是主流。
对见义勇为，不仅仅要大张旗鼓表彰，而且要借助法律予以保护。据统计，全国已有５０多个地市出台了见义勇为的奖励和保护法规，这标志着社会公德建设开始走上德治与法治相结合、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轨道。
加强保护，是因为需要保护。见义勇为者成为英雄太容易——很多人遇到歹徒就躲，碰上小偷就让，常常使见义勇为者孤身奋战。而做英雄太难了——他们往往流血之后又流泪。
北京某公司业务部经理宁健乘坐公共汽车时，因制止歹徒行窃，被扎成重伤，住院治疗费共１.７万元。他所在单位以公司不是慈善机构为由，不给报销医药费，他治病期间的工资、奖金也被扣除。而四川成都青年黄健见义勇为英勇牺牲后的遭遇也使他“死不暝目”。面对手持匕首挟持两名柔弱女青年的歹徒，不满１８岁的黄健英勇而上与歹徒博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令人遗憾的是，他用生命救下的两名女青年及其父母对此却表现出惊人的漠然，声称：“我们又没有叫他救人，他自己要逞能，死了活该。 ”当地一位老人说：他们伤害的不仅是黄健一家人，而且是全社会有良知的人。黄健的父母忍无可忍，于今年６月２５日愤而将获救的两名女青年推上了被告席，终于在法院讨回了公道。
更有甚者，一些见义勇为者救人反被怀疑成肇事者，受尽被救人家属的刁难和自家人的责备。
见义勇为是社会公德最突出的体现，本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事，所谓“助人为乐”，用不着倡导，更用不着立法保护。而如今，见义勇为越来越难，也就越来越少。仅靠宣传教育已经不能唤醒人们的正义感和责任感。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认为，实现社会道德重建需要两个因素的作用，一个是硬的――由政府和法律所代表的硬性机制，它能对超越一定限度的不道德行为进行惩罚，并使遵守和维护道德的行为不至于付出太大代价。另一个是软的――社会中的价值观念，它不以功利作为衡量标准，具有神圣性，这种力量看起来很软弱，一旦发挥出作用，就会相当大。
他说：“用法律形式对扬善者予以奖励，可使道德行为具有现代特征，实际上体现了国家和社会对道德行为价值的一种肯定。然而把解决道德问题完全交由法律来承担，反映了教育的无能，它将导致全社会对道德教育的放松甚至放弃。”
勇为与不为、正义与邪恶――此消彼长，势不两立
见义勇为者少，见义勇为者难，其广泛的背景是社会公德意识的普遍淡薄。全国人大代表毕四海认为，当前国民道德素质滑坡现象令人担忧，一些不良思想文化观念的 “沙尘暴”，正侵蚀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心灵。在一些国家公职人员中，腐败和渎职现象严重；在一些经济活动中，市场秩序混乱，失信欺诈现象屡见不鲜；一向被视为净土的科学界和教育界，也时时出现弄虚作假的行为；更令人痛心的是，一些青少年道德水准下降，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歧途。
凡此种种，皆因正义与邪恶此消彼长。正气少了，邪恶才会泛滥。有一个近似荒唐的案例十分典型：一小偷第一次入室作案，被户主发现。他以为这下完了，正后悔不该走邪路，却见全家老少齐刷刷跪下了，求他看中什么统统拿走，不伤人就行。小偷喜出望外，从从容容地洗劫一空。从此，他特别猖狂，因为他认定“好人怕坏人”，只要凶点，就可以横行无忌。
而如果一家人群起攻之，不仅可以保护自己，还可能使作案者知难而退，知错而悔，改邪归正。
去年７月２３日发生在著名风景区颐和园的一出悲剧，再次让北京市民惕然而惊。这一天，公安干警袁时光在抓捕盗贼犯时被歹徒刺伤，终因失血过多不治身亡。事后，身在现场的一名饭庄经理内疚地说：我真后悔，没有出手救小袁……“而当时围观的四五十人，如果有一个上前帮忙制住歹徒，他就不会死。”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山东７２岁高龄的高玉芬大娘的行为。从１９８０年到现在，她亲手抓获了１０００多名各类犯罪分子，成为远近闻名的“编外警察”。有一个被她抓获后刑满释放的人曾想去报复她，但见到她就害怕了，自称“根本下不了手”。高大娘说：邪不压正，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将来，这都是永远不变的真理。
邪不压正，社会才稳定、安宁。一旦正不压邪，那我们如何生存？一位青年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人人自危，贪生怕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事本关己也高高挂起，那么邪恶必然变本加厉，愈加猖獗。只有大家都大义凛然，全社会才能正气浩荡，邪恶才不会横行无忌。
道德高尚与沦丧――说起来天壤之别，做起来一步之遥
也许有人会说，见义勇为，直面歹徒，是生死考验，个别人因而犹豫不决，甚至做出错误的选择，有情可原。那么，更多涉及社会公德的事情细微而平凡，又做得怎么样呢？这也同样反映了道德的高尚与沦丧。
公共汽车就像一个流动的展览平台，每天都在展示着真善美和假恶丑。我国许多城市的公共汽车实行了无人售票，然而不少人却投放假币，有人甚至把一张纸币撕成两半作两次使用。广东汕头市公交公司３年不断收到的残币假钱竟高达５０万元。北京的一位孕妇乘坐公共汽车，售票员一再招呼请人给让个座，可就是没人让。有位乘客竟然说：挺着大肚子不在家呆着，瞎转悠什么呀？社会风气之不良，以至如此，也不仅如此。
爱国，是对全社会每个公民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但在经济社会中，却被一些利欲熏心的人给遗忘了。中国人的屈辱史，被当成商业“卖点”炒作。上海一家名为“利都” 的房地产开发公司为销售“晶采名人大厦”，不仅在售房广告的显要位置刊出“上海市中心法租界区”、“依然保持法租界的昔日浪漫风情”等宣传语，还在设计、印刷广告时以红底白字突出处理“法租界区”一词。７４岁的朱老伯在现场气愤地对记者说：“我从出生起就一直住在法华镇路，也亲身经历过解放前旧上海的苦日子。外国人在上海设租界，架铁网、军炮，不许中国人随便进出。这一切，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心酸。可房地产公司居然用‘租界’这个词来拉生意，简直就是拿历史开玩笑！”
爱国，是每个公民都应承担的法律义务和道德责任。没有了民族自尊心、自豪感、责任感，只讲金钱，还有何资格谈社会公德？还有何奇耻大辱能过之？
一家社会调查机构曾在北京进行了一项有关道德水准的调查。在列出的１３种可供选择的道德品质中，被调查者首选的项目竟然找不到名列其中的“诚实”、“讲信用” 、“责任感”等字眼。今年３月，金先生和家人一起逛北京西单商场，上厕所时，不慎将装有３０万元现金和存折的皮包遗忘在洗手台上，１０分钟后回来找时皮包已经不见了。经调查，是商场的４个导购员发现并瓜分了现金，存折由一个人带走。如此“拾金而昧”，缺德，违法。
上海一所教育学院曾抽样调查了７６００多名中学生的道德状况，结果是１８％的学生对“只要有利于自己就不择手段”的极端利己观持赞同态度，还有一半的学生对 “别人作弊”表示宽容。如此道德观，如何成大器？
社会学博士黄平说，古人云“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违背公德的行为虽谈不上犯法，但是一种可耻的行为。
不随地吐痰，不随手乱扔果皮纸屑，排队时不加塞，自觉站在一米线外，遵守交通规则，爱护公共设施……这些都是小节，都非力所不及，甚至仅在一念之间。做到了，就是文明的表现。做不到，就成了“缺德”。是与非、美与丑，就是这么简单，这么分明。
《北京青年报》开通了“文明就差这一点”热线电话，就社会公德方面似小实大的现象展开讨论，投稿者踊跃。 “文明，有的时候就差这么一点儿。它就是我们平常日子里的一个关怀的眼神、一句亲切的问候、看别人有难的时候主动搭一把手……”编辑的用心良苦，即呼吁“千万市民齐参与，争做文明北京人”。
“兴国”先要“立人”――人的现代化才有国家的现代化
９０多年前，鲁迅在他的《文化偏至论》中审视中国人的气质，揭露、批判了“国民劣根性”――做戏，观斗，善变化，无操守，瞒和骗，爬与撞，等等，并提出了“立人”主张――希望中国人沉着、勇猛、不自私，有辨别， “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
著名学者陈潄渝说，“立人”的实质是摒弃国民劣根性，重塑新型的民族性格。“立人”是“兴国”的前提。邓小平同志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现代化的基本点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素质是第一位的。
“人无信不立，国无德不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孙喜亭认为，国家之间的竞争不仅是科技水平的竞争，更是国民素质的竞争，而这点又取决于公德教育水平。教育的责任不仅是释疑解惑、传授学识本领，更重要的是使受教育者成为合格的公民。对现在的学生，不仅要教会他们如何做事，更要教导他们如何做人。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伟说，人的道德发展要经历三个阶段：一是道德的他律阶段，主要是按照外在的约束指导自己的行动，他律的核心是履行义务。二是道德的自律阶段，不仅知道应该怎样做，而且还知道为什么这样做，自律的核心是良心。三是道德价值目标的形成阶段，能把他律和自律结合起来，把义务和良心统一起来，使人格逐步走向完善。现在我们不大重视道德修养教育，致使很多人停留在道德的他律阶段不再发展，其中一些人甚至为低级欲望所驱动，造成人格的严重扭曲。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正在发生变化。人们对市场经济的效益原则、等价交换原则谈论多了，而对精神文明、道德力量的作用谈得少了。在利润原则、竞争原则同传统的价值原则产生矛盾时，一些人对个人利益的渴望和追求不断膨胀，就做出违背社会公德、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事情。对此，有关专家分析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道德甚至违法现象，恰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的、本质的要求相悖。较高的道德水准也是一种生产力，可以大大改善人们的心态和环境（包括投资环境），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一段时期以来，江苏省徐州市下大力气治理软环境，提出“人人都是投资环境，人人代表徐州形象”，从社会公德入手，提高市民素质，取得了明显成效。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最早的深圳市，出现了社会道德水准和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同步上升的状况。在深圳街头，可以看到市民争相无偿献血的感人场景。从１９９３年至今，深圳已经有十几万名市民无偿献血，两年前深圳就在全国率先实现了临床医疗用血全部来自无偿捐献。全市１０００多人立下捐献眼角膜的遗嘱，成为我国自愿捐献眼角膜最多的城市。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社会公德的基本要求，几乎人所共知，关键是行动。曾任北京某街道办事处主任的胡明起说，社会公德不是公家的事，不是别人的事，而是我们每个公民的事。如果绝大多数人自觉用公德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少数违背者就没有市场。
出租车司机梁冰说，对社会公德水平下降，不能老站在旁边对别人说三道四，总抱怨社会风气不好。我们每个人不都是公民中的一员吗？得想想自己做得怎么样？
我国青年志愿者活动的参与者以自己的行动告诉社会：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要靠每一个人。从１９９３年至今，超过８０００万人次的青年志愿者在支教扶贫、社区服务、环境保护以及为大型活动提供志愿服务等领域开展了扎实有效的志愿服务工作。其中社区“一助一”长期结对服务已达２５０万对；参加扶贫接力计划的青年志愿者累计达４０００多人，目前有２５００多名青年志愿者正在１５０多个受援贫困县开展为期一年的志愿服务；青年卫生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和青年志愿者绿色行动营计划也逐渐铺开。青年志愿者以自己的行动，使传统的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等道德内涵在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有了固定的形式和新的内容。
要想得到，先要付出。不能一味期望别人做雷锋、当英雄，而自己坐享其成。如果人人都这样想这样做，那么社会生态就必然一片荒芜，谁都难以生存。因此，提高全民的道德水准，优化社会风气，亟需“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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