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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年９月１０日，湖南省衡阳县三湖镇镇干部组成“突击队”收取农民统筹提留欠款和计划生育罚没款，殴打群众６２人。２０００年，湖南省委以１号文件对“三湖事件”通报批评，９名镇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并有３名干部被追究刑事责任。
凌小军是受处理的９名干部之一。最近，记者见到了凌小军。他的自述发人深省，对农村基层干部如何转变作风，改善党群、干群关系颇有启示。
“干部打农民 等于打父母” 我叫凌小军，今年２５岁。１９９７年从衡阳市农校毕业后，分配到三湖镇政府工作。带着到农村广阔天地能大有作为的理想，我当上一名驻村的脱产干部。
但不久我便陷入苦恼之中。由于干群关系紧张，三湖镇干部向农民收取农业税和乡统筹、村提留经常遭到抵制，很难收上来。为了完成财政上交任务，尽管时常领不到工资，我们不得不按要求每人借５０００元钱给镇财政。 为了完成财政上交任务，也为了教训一部分我们眼中的“刁民”，就想着要给农民一点颜色看看，于是，１９９９年９月１０日，突击行动发生了......
回想起来，当时我的确是年轻气盛，头脑发热。组织上处分我后，我更加迷茫，对农村基层工作完全丧失了信心，计划外出打工。
这件事惊动了省、市、县各级领导，县委派来了新的镇领导班子，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我们每个月都要集中学习政策法规和中央文件，学习为人民服务的方法和本领。２０００年初，县委、县政府吸取“三湖事件”的教训，又大张旗鼓开展了转变干部作风活动。
我现在对三湖镇的农民抱着很深的内疚。对照“三个代表”思想，我们的工作以前得不到农民支持，我认为最主要的是作风飘浮，脱离群众，对农民“要”的多，“给”的少，没有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靠高压手段，怎能压服人心呢？此时，父亲火辣辣的批评又在我的耳边响起：群众是干部的衣食父母。你本人是农民的儿子，你们当干部的打农民，不就等于打了你们的父母吗？ 我冷静下来。经反省后逐户上门向群众赔礼道歉。
热心服务 赢得民心
２０００年初，经过组织考察，我重新当上了驻村干部，工作方法也发生了质的变化。
以前我住在村里的时间少，像个游击队员，到处找农民收钱，很少给农民办事；２０００年，我打起背包扎到西村，在农民家里住了近将３００天，７０％的时间用于给农民办实事。我组织村里的农户修了水塘、清理了渠道、维修了电排；我还发挥农校毕业的优势，帮助农民推广农业优质品种，提供病虫警报。
西村有个梁家组，３年没给国家交一分钱税费。我在走访这个组时发现，老百姓主要为了两个问题在和干部闹别扭，一是组级公路没修好，群众运输粮食没路走；二是一位村民建房，要占用邻居地基，在补偿费上发生纠纷。他建不成房子，就拒绝上交税费。
为了解开这两个疙瘩，我在梁家组连开了３天３晚的会，进行说服沟通。又带领群众把路修通。这次在梁家组我呆了９天时间，处理了８个问题，村民们把拖欠的税费基本交清了。
不是“刁民”是亲人
过去，我老是认为有些群众故意和干部作对，是“刁民”，而现在我却觉得农民群众是最可亲可爱、最有感情的一群人。
记得我刚到西村时，有些农民认为我太嫩了，没有能力。加之“三湖事件”的影响，农民对干部的印象不好，有的见了干部就摇头吐唾沫。现在西村的农民不论在哪儿看到我都打招呼，对我的工作能力也翘起大拇指。他们有什么红白喜事，总忘不了把我这个驻村干部当上宾。去年冬天，我在西梁柳冲组，白天帮农民干活，晚上开会，患了感冒。村民们主动买药、送水，还煮蛋汤给我吃，把我当成他们的亲人。
现在，我们的各项工作得到农民的支持。今年上半年，我们镇的财政税收排全县第一，干部的工资也能基本保证发放。
“三湖事件”过去了两年多了，这两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即痛苦又幸福的过程。我现在最大的感受是，和农民打交道，一定要遵循“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原则，只要我们坚持改进作风，“三湖事件”就会永远成为历史，基层工作的路会越走越宽。
（记者了解到，今年８月２８日，衡阳县监察局下发文件，解除了对凌小军的行政记大过处分。现在他已被发展为中共预备党员，并担任了三湖镇三湖责任区副主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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