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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一家投资公司最近发布的一则分析报告指出，中国加入WTO以后的3－5年内，大约有4000万人会发生工作变动或下岗。国有企业中的6000万人，有2000万将面临失业。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人力资源研究室主任杨宜勇博士说：“美国的这种估计十分客观，最近计委的一份调查报告也显示：国有企业中扣除下岗的职工，还有30％－50％的富余人员。”
当人们把目光投向我国加入WTO之后，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何种变化的同时，我们更不得不把关注的焦点，聚集在另一个根本的问题上：加入WTO阵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之本和工作机会，将会面临着怎样的挑战？
特别要指出的是，尽管短时期内，入世将带来“饭碗”的挑战；然而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专家普遍认为，从长期看来，“饭碗”的数目必然有增无减。
哪些行业的就业受冲击最大？
自新华社的一组数据表明：在加入WTO后七年，我国农业、汽车工业、机械及仪器等行业的就业将受到严峻的挑战，就业人数将分别减少9662千人、498千人和582千人，减幅分别达3．6％、14．5％和2．5％。仅这三个行业，就业人数就将减少10742千人，逾1千万人将面临失业。
此外，部分大型国有企业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同时，仍面临着减员增效的问题。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人力资源研究室主任杨宜勇博士在接受《京萃周刊》采访时明确表示：入世后，部分国有企业大量裁员不可避免。扣除国有企业中下岗的职工，还有30％－50％的富余人员。他说：“中国加入WTO以后，有一部分人群的工作岗位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它带来的是劳动力结构性的调整，可能会使不少中国人失去工作岗位，这是必然的。”
也许有人会问，这些年的国企改革，给人的感觉是，该下岗的职工已经有计划地下岗了，为何又多出了这么多的“国企富裕人员”？
杨宜勇博士解释说，根据国有企业的设计生产能力，国务院1984年的测算表明，国有企业的富余人员只有20％－30％。到1999年，富裕人员基本都下岗了。新增加的几千万，是由于测算标准的改变带来的。
众所周知，到1999年，国有企业的设计生产能力改变了许多。比如开工不足、限产、减产、转产，还有的干脆就破产。所以，1999年测算富余职工时，是以国有企业的实际市场占有份额来算的。我国许多企业大而不强，比如石油、化工、汽车、钢铁等行业，容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员，加入WTO以后都是需要调整的。
剩下的失业或变动工作岗位的2000万人从哪里出？其中农业大概有1000万的富裕劳动力。另外，加入WTO以后，遵循新的运作规则，个体和私营经济中也有1000万人工作岗位要调整。
杨宜勇博士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就业的压力是存在的，不过经过1993年以来国有企业职工大规模下岗，和1998年以来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精简机构的考验，人们对劳动力调整、岗位变迁和职业变换的适应性增强了，岗位变化给人们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减弱。”
WTO的阳光照亮哪些角落？
据国际失业与就业委员会的一项调查测算：中国加入WTO后，每年国内生产总值将提高近3个百分点，相当于300多亿美元，而国内生产总值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又可带来400万个就业机会，这样算下来，“入世”后中国每年可增加1200万个就业机会。中国人民大学劳动经济专家的研究则保守得多。他们根据就业弹性分析，把就业弹性指数设定在0．12％，当GDP上升一个百分点，就将带动82万的就业增长。如果每年GDP增长达到2个百分点，未来7年能带动1165万的就业增长。
对于以上数字预测，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曾湘泉院长认为，这仅仅是一个参考。因为客观事实不断变化之中，惟一能够确定的是，入世将更多的创造就业机会，同时，又对人力资源的开发、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等提出挑战。着眼点应该是培养迅速适应社会需求的人。提高社会居民整体的就业能力。
WTO的阳光照亮哪些角落？专家认为：从部门分布看，劳动力密集型部门，如服装、玩具等可能会有一些好处，而对农业和资本密集型这些缺乏优势的产业冲击则大一些，也就是说劳动力要重新就业。比较集中的看法是：″入世″后，在短期内，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型企业将受益不浅。
近期来到中国的众多跨国公司如GE、HP等领导人明确表示：在全球经济中，中国市场是他们重要的投资选择。包括香港、台湾等地的华人资本也越来越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入世后中国政府管理职能的完善，良好的前景，将促进更多的外资进入我国。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教授认为：“国外资本的大量进入，与国内资本融合，使大多数领域都能增加就业。”
入世后，人力资源综合能力有一拼
目前，世界范围内特别突出的问题是：新技术人才少。而目前我国2500万科技人才集中在教育、卫生、工程等领域，其中仅教育就集中了1100万。实用性人才不够。熟悉市场经济的人才、熟悉世贸组织规则、适应国际竞争需要人才也存在短缺。在许多领域里由于人力资源的匮乏，不及培育人才，大家纷纷到别处去挖人。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就业环境至关重要
有专家预测，经过这些年下岗潮的冲击，我国的失业问题再严重也严重不到哪里去。“急风暴雨式下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今后因市场经济的运行而产生的失业，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不过，政府对此是有考虑的，所以在“十五”期间，政府把失业率的控制目标定在5％以下。
杨宜勇博士认为，对于下岗职工直接表现为失业，政府要认账，要补偿，这样就可以把失业的控制目标定得高一点。同时，失业保险、社会救济等保障制度建立健全以后，就不会因为失业问题而产生太大的社会问题，经济的发展也不会因此而受阻。
据了解，在欧洲的一些福利国家，失业率高达20％，失业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如果失业率长期都比较高，人们一般就无所谓，而我们国家是突然上来，尽管数字比较低，但是感觉到问题比较严峻。不管怎样，要以一颗平常心来看待失业问题。
在我国，不管是下岗还是劳动力的结构性调整，失业带给人们的不仅仅只是收入的减少，生活水平的降低，它最大的冲击应该是对生活安全保障缺失的恐惧。如何让失业者不至于因为丢了工作而失去一切？我们的最低生活保障线要充分发挥作用。
杨宜勇博士谈到，“按正常的情况，我国最低生活保障线理论上一年应该救助2400－3000万城镇人口，目前民政部门的测算是1382万人，可是实际只救助了320万人，救助水平偏低，问题主要在于财力不足。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又存在领取的控制过严的情况。有些城市做得比较极端，不问从前的情况，只要家里有电视、冰箱就不能领取最低救济金。如果看见女士戴着金耳环，也认为不能领取。这说明，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还存在不规范的情况。”
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是，现在中国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有许多问题要解决，但就业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只要人们有饭吃，就不出现大的社会问题。杨宜勇博士认为这种观点有一定的片面性。他说：“我在平时搞的调查里发现，不光是低收入群体的意见比较多，就是高收入群体中，也还有许多怨言，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所以，就业问题固然要给予足够的重视，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来解决。但是，一些体制性的、制度性的问题也需要得到及时解决。比如我们的统计制度、管理制度也不是很完善；比如，登记失业里的人也有很多在就业，这都涉及到按怎样的标准来判定失业。60％的下岗职工都已经找到事情来做了，但他们不认为那就是就业。就业概念不明确，增加了政府工作的难度。”
最后，杨博士指出，当前政府主要有两大任务，一个是发展经济，另一个就是促进就业。但是在我们国家，往往就是习惯于促进经济发展。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随着政府职能的转换，将来政府对一些具体的经济行为不直接管得太多，而主要在于提供一个真正的公平、公正的环境时，就业环境恰恰就是最需要完善的。近期来到中国的众多跨国公司如GE、HP等领导人明确表示：在全球经济中，中国市场是他们重要的投资选择。包括香港、台湾等地的华人资本也越来越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入世”后中国政府管理职能的完善，良好的前景，将促进更多的外资进入我国。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教授认为：“国外资本的大量进入，与国内资本融合，使大多数领域都能增加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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