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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从来不逛商场的,但劝业场是个例外。如果我要写人生回忆录的话，我会多次写到劝业场。作为一个百货商场，劝业场与我的童年、青年时代的生活多方面地融合在一起，回想起来很有意思。
小的时候，母亲带我去劝业场，每次都把我放在劝业场的小人书铺里，她去买东西。那个小人书铺是我和很多孩子的精神乐园，是一个文化的麦当劳。我坐在长长的板凳上，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母亲不怕我丢了，因为她知道我坐在那里是一动不动的。当时天华景演二轮电影，有的电影一轮我没赶上看，漏掉了，就到那里看二轮。许多相声我也是在劝业场的天外天听的，如《扒马褂》、《报菜名》等。听相声计时收费，一个小时马蹄表一响，听众交费，出入非常自由。如果现在看足球也可以计时收费，那就灵活多了。我还经常和同学到楼上的天纬球社租乒乓球拍，打乒乓球，我的乒乓球后来打得还不错，就是在天纬练出来的。劝业场还是集邮爱好者的乐土，我有很多好的邮票也来自那里。
我还在劝业场买渔具。卖渔具的是胖胖的老王，他手里有日本渔具。买了渔具我就到水上公园钓鱼。有个人钓了一条大鱼，放在大秤上一称，47斤半，放在三轮车上拉回家。鱼躺在三轮车上，脑袋和尾巴两头都搭在地上。老王很有心计，他跟着钓鱼人回家，用墨给鱼拓了一张拓片，找名人题了字，做了个镜框，后来挂在他在劝业场卖渔具的地方，成了独特的广告。
到了青年时代，我主要在那里的小书店淘旧书，买到过不少绝版的好书。当时那些很好的小书店的存在，说明天津的文化还是比较深厚的。我最早看的《老夫子》就是从那里买的，后来形成了我的“《老夫子》情结”。先是买了不少宫白羽、还珠楼主等人的武侠小说，后来多买外国文学名著，基本买全了。甚至每一部名著，我都有好几种译本。如《战争与和平》，我既有高植翻译的，也有草婴翻译的。我比较不同译本的特色，受益匪浅。店员知道我爱书，就给我留好书。一套好的旧书可以让我兴奋好几天，因为它是我寻觅来的，是一份意外的惊喜。每买到一本书，我就买到一个精神空间。
“文革”期间，我从劝业场为我所在单位包活儿，印毛主席语录和头像，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劝业场不仅是一个商场，它还是一个文化场，它能满足人的多重需求。它使我们想起20世纪20年代法国人在这里建起的大商场，集购物、娱乐于一体，即使在西方，这也是时髦的东西。这些商场的出现与都市化同步，十分前卫，使天津几乎一步就达到中国最前沿的位置。这些东西是西方人带来的，天津并不是自觉的，而是被动的。但是像劝业场这样最适应大都市生活的能够满足人们立体需求的场所,毕竟为天津人提供了全面的服务，刺激了天津经济的迅速发展。因此，劝业场给那个时代的一两代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人们绕不开它。
一个商场给一个城市留下这么难忘的记忆，简直是奇迹。反思这个奇迹，我们天津人要在历史认识上形成一种自觉，不要被动地等待机遇，而要更清醒地把握自己，开发和建设新的城市功能，建立新的城市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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