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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目前农村干群关系较为紧张的现状，近年来全国各地按照中央要求，加强和改进干部作风，组织了许多诸如“鱼水工程”的工作队、促农团，动员成千上万的县、乡干部进村入户，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种作法较大地改善了干群、党群关系，改进了干部工作作风，部分地方领导称之为“新时期农村工作的钥匙”。
但记者日前在对湖南、江西、安徽和重庆四省市名称各异的“三同”活动进行深入调查时发现，这些被当地政府极力推崇的工作方法，在部分地区还存在形式主义倾向，遭到群众非议和冷遇，有的甚至被农民斥为“扰民团”。
（小标题）进“万家门”成了进“独家门” 安徽省涡阳县从今年３月开始，组织了２０００多名县、乡干部，开展“进万家门、知万家情、解万家难、暖万家心”活动。县委组织部的同志告诉记者，下乡干部必须住在农民家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但记者的随机调查表明，下乡干部进的不是百姓群众的“万家门”，而是村干部的“独家门”。
标里乡王大村是涡阳县有名的问题村。农民王贤礼说，村里的卖地款、农业税和财务问题一大堆，农民经常上访告状。６月份听说来了个县里的干部，大家就向村委会主任打听他住在谁家，是来干什么的。村主任却对我们说，这事还得向你汇报吗？等我们打听到住处时，那干部已经走了，我们连面都没见上。
象涡阳县一样，进村干部难入户的情况在其它地区也普遍存在。湖南省湘乡市栗山镇长冲村从１９９９年起村“两委”瘫痪。３年时间里镇上分别派出了３个工作组，但问题始终没有解决。７０多岁的老支书谢海珊说，每次干部下来，都呆在村干部家里查查账，开个党员会或干部会就完事，根本不到群众家里征求意见，农民要求的财务也从来没公开过。发展到后来，群众对进村干部都有看法，说这些人不是来给群众办事的，吃顿饭就走。当湘乡市派出第４个工作组时，很长时间群众不配合，开会没人参加。村民们说“对干部失去了信心”。
（小标题）“促农团”变成“清欠队” 今年７月，湖南省湘乡市决定在全市开展“办实事、出实效”的“双实”活动，组织市、乡两级干部进村入户。湘乡市委专门发文，市委党报《湘乡报》还开辟了“办实事、出实效”专栏。但记者采访时，发现这个被市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双实”活动，从一开始就变了味，工作队变成了“清欠队”。
记者在东郊乡石竹村采访时偶遇工作队。在一村民家，只见四五个雇佣的民工，有的打包，有的过秤，一袋袋稻谷没多久就装上了工作队的拖拉机。村委会主任宋和乔说，市里的“双实”活动就是以清收农业税费为主的。现在农民不愿交粮，只能派工作队上门收，这也是帮农民办实事。湘乡市委在关于开展“双实”活动的决定中指出，其重大意义首先是“以此来确保全年各项目标任务的完成”。市委的一份工作简报也说，市委办的工作组一到东郊乡，就和乡干部驾着拖拉机，到农民家里收粮食。
采访中记者发现，尽管名称各异，但各地组织的“民心队”、“促农团”，出现时间多集中在农业税收缴前后。安徽省农业问题专家吴昭仁说，时间上的巧合说明，“促农团”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农民，而是政府收税收费。这种作法改变不了干部作风，也改善不好干群关系，只能加深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
（小标题）农民说仅有“三同”还不够 重庆市铜梁县从１９９９年起，每年有几千名县、乡干部组成的“促农团”，到农民家里“现场办公”。虎峰镇天夕村纯古社农民周清明对记者说：“现在农民最缺的有三样：资金、技术和信息。驻村干部是镇财政所的，虽有大专文凭，但对农村的事基本不懂。我想做点生意，她解决不了资金；家里的蚕病了，她不懂防治技术；柑桔烂了，她没有市场信息。同吃、同住、同劳动能起什么作用呢？”村支部书记朱庆德说，现在能拍板、技术过硬、信息灵通的干部少，下来的多是快退休的老干部、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大家企盼的问题解决不了。派这样的干部来帮助农民，听着比见着好，看着比干着好。
江西省永丰县委组织部长刘波涛说，现在形势变了，农民对“三同”干部有两种态度：行政干部遭“冷遇”，专业干部受“偏爱”。他举例说，永丰县医药公司副经理杨绍雄在沙溪镇上带村蹲点，利用自己的信息、技术，指导农民种中药材，使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增加了１００多元，被当地农民当成“座上客”。其他干部虽然作风也很扎实，但从来没“享受”过被农民抢着请吃饭的待遇。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大学教授陈万志认为，现阶段农民的根本利益是增收而不是增产，劳动不再是农民增收的决定性因素，仅有“三同”还不够，还得依靠技术和信息。陈万志说，现在许多人以为把乡镇干部送到农民家里，农村的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新时期群众路线的“形式主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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