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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七月十日中国政府正式提交入世申请后，当时的外经贸部副部长沈觉人出任中国入世谈判第一任首席谈判代表。他代表全面参与了乌拉圭回合的谈判，把中国入世的工作局面全面打开，使中国参与多边贸易体系进程向前迈进了一步。在接受记者独家采访时，沈觉人讲述了他当年亲历的那段历史。
沈觉人出任中国入世谈判第一任首席谈判代表
“我在任期间的谈判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提出入世申请到六四风波之前”。第一时期谈判的主要内容是就中国提交的“中国外贸制度备忘录”进行审议，谈判主要围绕中国经济体制和贸易体制两大问题展开。据沈觉人回忆，“当时的困难主要表现为两点：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当时的经济体制与他们提出的市场经济差距很大，所以提出很多苛刻的要求；另外，他们认为在对外贸易的调节上，中国的非关税壁垒太高。”不过尽管如此，关贸总协议还是完成了对中国外贸制度的审议和评估。在沈觉人看来，谈判前景是光明的。
“然而八九年‘六四’风波之后，西方发达国家改变了态度，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把中国入世这样一个国际市场经济问题政治化，中国的入世谈判严重受阻”。提及这一突如其来的波折，沈觉人流露出惋惜，“当时正在进行的双边谈判都被迫中断了，日内瓦多边贸易谈判虽然还在继续，但基本上是走过场”。西方国家的借题发挥，不仅使本来已经取得成果的入世谈判受阻、倒退，而且对中国又搞起了所谓的“经济制裁”，其中，暂时不让中国入世正是经济制裁的一项主要内容。
外经贸部副部长佟志广受命于危难之中
就在中国入世谈判一切又重新回到起点的时候，苏联的解体使中国入世面临的僵局雪上加霜，中国想要入世必须付出双倍的努力。此时，外经贸部副部长佟志广受命于危难之中，出任中国入世谈判第二任首席谈判代表，开始了中国入世谈判的破冰之旅。
一九九一年，中国入世谈判被搁置了两年后重新激活。佟志广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了当时与美国进行的第一场双边谈判，对记者讲述了这样一段精彩、却颇具火药味的开场。
当时谈判刚开始，美国代表就故意发难，问佟志广，“你如何评论苏联发生的事情，是感到高兴呢还是沮丧？”佟志广的回答干脆利落：“不管苏联发生什么事情，那是苏联人民的事情，中国历来没有干预其它国家内政的习惯，更不想充当世界宪兵”。这几句话说完以后，美国代表本来是很高兴的样子，立刻就不言语了。
第一次谈判见面就很不愉快，接下来的谈判就更为艰难。“当时中国为抵制经济过热实施治理整顿，西方人忧虑这是从改革的既定目标上倒退，在重开的谈判中，他们要求重新审定中国的经济贸易制度”。
就在入世谈判再一次面临阻碍的时候，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发表讲话，驱云拨雾，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时的日内瓦日值秋天，但佟志广却感觉春意盎然，“我在中国工作组会议上大声宣布‘中国也是市场经济’，引起了全场轰动。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明确对外宣布自己实行市场经济，这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还是第一家。”佟志广在回忆当时情景时，仍显得很兴奋。的确，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中国向关贸总协议的目标前进了一大步。
回顾当初的中美谈判，让佟志广颇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就是成功地让美国承担了“支持中国入世的国际义务”。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日是中美谅解备忘录签订的最后期限。这一天，从早上8点半开始，中美两国代表团就一直在进行最后的磋商，佟志广要求一定要把“美国承担国际义务，支持中国早日加入《关贸总协议》”这条写入谅解备忘录，否则他“很难签字”。“这样，双方一直僵持不下，饿了吃个汉堡，渴了喝杯可乐。我高血糖本来不能喝可乐，但这时已经顾不得了，整整一天，喝了几十杯可乐”。
一直到晚上11点半，佟志广依然态度坚决－－“其实我心里有底，当时正值美国总统大选，布什和克林顿第二天中午在电视上辩论，特别需要我们这张谈判成功的牌。而且我们也准备好了，只要不过夜里十二点，就走人。”
面对镇定自若的佟志广，美国代表团终于妥协，将佟志广的话原封不动地写入了《中美谅解备忘录》－－“美国坚定地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日加入《关贸总协议》”。有了这句话，中国就可以随时以此来要求美国扫除入世之路上的人为障碍，并支持中国尽早入世。
谷永江出任第三任首席谈判代表
一九九三年初夏，中国的入世谈判再次更换主将，谷永江出任第三任首席谈判代表，得到的指示就是要“提速”。这一年起，中国开始了和主要缔约国家和地区进行有关市场准入等内容的双边谈判。入世谈判进入了“攻坚”阶段。
当记者问及当年的谈判情况时，谷永江显得很气愤，“我们进行了多次工作组会议，这个时期的谈判是非常艰巨的，因为缔约方、特别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们提出了很多非常苛刻的要求”。从一次次受阻的谈判中谷永江已明显意识到“美国并没有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议缔约方地位的意向”，“因为每次当我们在某一方面达到他的要求时，马上又提出另一个方面，在这个方面达到要求，马上又提出另一个方面，就是不断给你提出一些难题。”
谈到当时面临的压力，谷永江颇感辛酸，因为除了应对强硬的谈判对手，更有来自国内一些人的不理解和不支持，“当时国内有些部门出于自身的利益，非常害怕，担心入世后国门洞开，外国产品进入后会冲击到各个行业。当时北京一份大报在报道时连篇大骂谈判代表是卖国贼，我作为谈判的组织者心里很不是滋味”。
就在此时，关贸总协议即将结束它48年的历史使命，世界贸易组织（WTO）将取而代之。中国希望能在此之前入世，然后成为WTO的创始国。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国政府宣布九四年底为中国入世谈判的最后期限。面对这样一个倒计时的工作状态，谷永江身上的压力可想而知。“我当时重感冒，坚持了一个礼拜，不睡觉，日夜谈判”。
“但在接下来召开的关贸总协议中国工作组第十九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未能就中国入世与缔约方达成协议”，说到这里谷永江放慢了语速，失望中夹杂着气愤。“我很难过，代表中国发表申明。我在申明中指出，‘中国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但入世进程还是受到了阻碍，从此以后中国不再主动要求召开此会议’”。
最让谷永江感动的是，此次入关谈判虽然没有成功，但是领导是理解的，谷永江回国时，吴仪部长手持鲜花在机场迎接他。
龙永图出任入世谈判第四任首席谈判代表
一九九七年二月，龙永图出任入世谈判第四任首席谈判代表。在龙永图眼里，谈判的成败是他的生命，也是他的尊严。在出任首席谈判代表的四年里，龙永图面对了无数场复杂的谈判，也经历了许多次情感起伏。
“我这个人脾气不好，容易动气。特别是对方要求毫无道理，或者伤害了我个人、我们国家感情的时候，往往难以控制自己”，说到这里，龙永图随即给记者举了这么一个例子－－“有次美国代表谈到美国肉类对中国出口的检验问题时，提出美国的肉类食品在国内检验合格后应该无条件地进入中国市场，对此我感到很生气‘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有自己的检验检疫机构，你们的肉类出口到我们国家当然得检验！’当时，美国代表趾高气扬地说，你们没有必要检查，我到过你们的市场，你们市场上的肉做dog food，我们都觉得差。这句话激怒了我，我一气之下把美国代表赶出了办公室！”
当记者问及谈判过程中压力最大是在什么时候时，龙永图坦言，“我压力最大的时候不是在中美达成协议期间，而是中美达成协议之后，因为中美达成协议后，全国以及全世界的期望值是中国很快就要加入世贸组织了”。
据龙永图回忆，当时随着入世谈判的深入，中欧协议也进入尾声，只剩下很少几个小问题尚未解决。然而，就在与欧盟驻华大使谈判期间，龙永图流下了入世谈判中唯一一次眼泪。“他那次和我谈的时候突然采取一种非常强硬的手段，他说中国如果不能答应这样一个问题，欧盟就不可能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知道他在唬我，但作为朋友，这种作法让我非常难受”。
那天晚上龙永图一夜没睡，如今，他在重拾当时的情景时笑着说，“自己还不够老到”。但另一方面他的心情谁都能理解，“当一件事情快成功，却又出现重大的转折时，心里是很丧气的”。第二天，当龙永图与外经贸大学的学生提起当天的谈判时，他流下了眼泪，龙永图说，“那是心里压力的一种发泄”。
如今，中国漫长的入世谈判终于划上了圆满的句号，回顾这十五年迂回曲折的谈判历程，龙永图无比感慨，“中国入世过程中克服了很多的障碍和困难，这在当时看来是多么不可逾越！简直太困难了！但现在回过头来看so what(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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