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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甘肃省纪委秘书长韩豫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十五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强调“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堡子的问题太严重，很过分，是前所未闻，十分罕见的，严重地违犯了党纪国法，要严肃查处。
■本报兰州11月20日电
今年中秋刚过，甘肃岷县堡子乡的村民便陷入“危难”。跪成一片的乡亲请记者给他们“正名”。正何名？众人异口同声：我们不是坏蛋，但全家几乎没有一个好人了。
坏蛋就是“劣迹人”
“劣迹人”并不是专用名词，但堡子乡的男女老少都懂。
2001年6月26日傍晚，堡子乡副乡长唐胜汉到兹那村蔡家湾社开会。会议气氛异常严肃，唐副乡长宣布：“运动要来了，我们是乡上特派下来的‘三清工作组’，运动的重点是，社会治安综合整治，打黑除恶。‘三清’的内容是，清理滥开挖荒地，清理违纪建房，清理劣迹人。”
“运动”又来了？何为劣迹人？兹那村党员群众惊诧莫名。
“劣迹人”就是坏蛋。唐副乡长对“劣迹人”做出14条解释：贩金倒银的；吸毒贩毒的；小偷小摸的；不孝敬父母的；打架斗殴的；酗酒闹事的；赌博的；贩卖人口的；教子不严的；留长头发的（指男性）；穿衣不正的（主要指花衣服）；不积极交税费的；邻里不和的；欺男霸女的。
唐副乡长宣布，劣迹人由村民无记名投票选举，要求每户出一名代表，每个代表必须选出至少5个劣迹人。“当选”的劣迹人自带干粮和劳动工具，到乡政府接受3到5天的“劳动学习改造”，并交罚款200元。
有着34年党龄的老党员蔡生春气愤不过：“啥是个劣迹人，村里人都不懂，感觉就是选坏人。可我们县贫困出名，堡子又偏僻，山大沟深，要路没路，要地没地，连电都不通，人均才一亩多耕地，哪来的车匪路霸，哪来的吸毒贩毒？村里人都不知道吸毒是个啥。至于小偷小摸，偷啥哩？饭都吃不饱，还酗酒？还贩金倒银？还赌博？
有人说，大家都选不出来，唐副乡长就不满意了。唐说，这么大一个庄子，我就不信没有坏人。孔子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名字起得不好的都是劣迹人。
村民选不出“坏蛋”
蔡家湾是全乡“选举劣迹人”的试点，但村民选不出“坏蛋”。
据了解，堡子乡共有10个村，1万多村民。村民们估计，前后4批劣迹人已超过200个。唐副乡长说是100多人，而乡党委包成宝书记则说是60多人。那么，这些“劣迹人”又是如何被“选举”出来的呢？这还得从被乡干部认为“最难缠”的兹那村蔡家湾社说起。
7月27日下午五六点钟，正忙夏收的村民们从高音喇叭里得到通知：“今晚8点准时在兹那小学召开村民大会，每户一人，不到者罚款20元，迟到者罚款10元。”晚上8时许，“坏蛋”选举大会拉开序幕。
会议一开始，唐副乡长就开始作“动员报告”：这是结合上级严打政策，专门整治你们这些山里人的，我要把你们这些在山里没见过世面的野东西一次就整乖，兹那村山高皇帝远，你们不懂法律，我想把你怎么整就怎么整。法律是自上而下的，不可能自下而上，我说了就是法律，我说你有理你就有理。钱要给我交来，无论卖牛卖马，还是卖姑娘卖家产，还是拉（借）高利款。这项工作在兹那开头，要抓细，抓成典型，要在全乡推广，谁要是在会上乱说话，谁就是干扰公务……
“我们一直挨骂到凌晨两点左右。”有群众反映。
7月28日晚，蔡家湾“劣迹人”第二次选举大会如期召开，每个社员都拿到了乡村干部发给的两张白纸条，要求一张举报“坏蛋”，另一张举报开挖荒地者。唐副乡长接着“开导”道：至少5个，越多越好。如果不方便，就到教室外面去填。不会写字的我们给你们写。
26岁的蔡巧花被乡干部叫进了另一间教室，一进门就挨骂：“你这个×脸像个城墙墩墩子，羞都不知道，过来！你说我写。”蔡巧花委屈地先后说出5个村民才回家，此时已是凌晨3点多。
这次会议对唐副乡长来说“收效甚微”，只收到了四五个人交来的选票。
7月29日晚，蔡家湾“劣迹人”第三次选举大会召开。唐副乡长对前一天结果十分不满，他特别指出：“没写的人就把自己写上。”
这一天，对56岁的高保定是很不幸的，在前一天上交的选票上，他被逼无奈，只好把自己、老伴、儿子及两个已出嫁的女儿的名字请会写字的村民代填在开荒者的名单里面。岂料，村干部发现有“诈”。从29日开始，“欺骗组织”的高保定和被他“连累了”的吕芳平被罚站在教室的讲台前，连续站了整整3个晚上，并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做出了深刻的检讨。
由于乡村干部“工作有方”，到晚上12时左右，“坏蛋”像挤牙膏一样挤出了很多。凌晨1时多，在讲台上经过认真制作填写后，唐副乡长向52户村民（占蔡家湾农户的60％）和10多位村民发放了“坏蛋罚款通知书”。
“坏蛋”工作受到表彰
7月31日晚的蔡家湾“坏蛋”第五次选举大会是个总结大会。从晚8时到10时，唐副乡长依然在忙着收钱、数钱，并安排“表现突出”的两个农民代表发言。此后，他又让高保定等三四个“坏蛋”做了检讨。做过检讨的农民张爱芳十分委屈：“我觉得村里没有‘坏蛋’，但硬逼着要填，我只好把自家户口本上的名字全抄上了。正因为这样，他们说我‘欺骗了组织’，因此做了检讨。”
8月1日，第一批被选举的“坏蛋”准时在乡政府“接受改造”。基于唐副乡长工作“卓有成效”，很快乡党委、乡政府召开了全乡三级干部大会。乡党委书记包成宝说：“唐副乡长得出了许多好的经验，要在各个村社好好地推广这一做法。”唐副乡长在会上专题介绍了“兹那经验”———1、大造声势，大力宣传；2、做到人人有纸条，个个抓落实；3、村村都有‘坏蛋’。
自此，轰轰烈烈地选举“坏蛋”运动在全乡展开了。
记者不管走到哪里，不论走进哪一家农户，都不断有乡亲们拥进来，无论是低矮的小屋，还是狭小的庭院，甚至墙头屋顶，都挤满了来“告状”的村民，他们控诉：乡、村、社三级干部随意谩骂群众，殴打农民在这里已成家常便饭。有群众反映，他被打得像狗一样乱窜。
乡上好几位干部怀里都揣着盖有“乡章”的白纸，情况一不妙，他们就开始写上：罚款……
记者所见到的“坏蛋”
最老的“坏蛋”———68岁的蔡玉田
1999年，兹那村暴发特大洪灾，滔滔洪水卷走了老蔡的8亩河滩地，还差一点把他的3间土坯房连同1头骡子给卷跑。老蔡为了申请一点土地求得生路，先后一次次地向村里、乡里、县里递交求援申请，但“跑断了腿”的他最终得到的答复是：“你自己掏钱买点地吧！”为了生存，在先后卖掉了面柜、棺材之后，甚至连11岁孙女的头发也剃着卖了。迫于无奈，讨饭归家的老蔡在2000年春节后，携全家老少从山底爬到山头，开了两亩荒田，聊以度日。
为此，老蔡不仅收到了一张900元的罚款通知单，还于7月29日收到了“坏蛋”通知单，成了在乡政府干杂务的最老的民工、堡子乡法制培训班最老的“坏蛋”。
最小的“坏蛋”———14岁的蔡尕换
7月下旬，蔡尕换顶替父亲去参加蔡家湾选举“劣迹人”大会，唐副乡长按惯例盯着花名册点名，当点到蔡尕换父亲的名字时，蔡尕换应声道：“遵旨。”此举触怒了唐副乡长（唐副乡长规定所有村民在点到时，均应说“是”），唐副乡长厉声喝道：“是谁？给我站起来！”接着又骂道：“你这个野牦牛×哈的，你这个野物，有人养没人教的东西。”唐副乡长感到还不过瘾，“你们为啥填不上‘坏蛋’，像蔡尕换这样的坏蛋不是‘劣迹人’，谁还是‘劣迹人’，这就是最突出的‘劣迹人’，‘劣迹人’就在这儿，你们为啥不填？”就这样少年蔡尕换被乡领导指定为“劣迹人”。
夫妻“坏蛋”———蔡习芳、吕淑霞
32岁的蔡习芳和28岁的吕淑霞有两个孩子，由于生活困难，两口子在山头上开了一片荒田。在蔡家湾的“劣迹人”选举大会期间，他们收到了一张罚款750元的通知书。因为缴不上罚款，夫妻双双均被定成了“劣迹人”。村民们告诉记者：“因为怕打，蔡习芳早就跑了。吕淑霞刚开始还到乡上去参加了学习，两个孩子没人看，她把8岁的大孩子和5岁的小孩子用绳子绑着连起来，最后确实没办法了，为了孩子能吃上饭，她再没去学习。”岂料，从此以后“犯下了大罪”，乡派出所接二连三地给他们发来了7张传票，并在传票上注明了“来时携带罚款”。吕淑霞家徒四壁，眼看借钱无望，“更怕被乡派出所传了去挨打坐牢”，干脆把大儿子扔到村里，带着小儿子“潜逃”他乡。
支书“坏蛋”———郭苍龙
今年40岁的郭苍龙是去年11月当上堡子村村支书的。面对记者的采访，他说：“我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就成了‘坏蛋’？连我们堡子村的村主任也变成了‘坏蛋’”。“我参加的是第三期培训班，我被定为‘坏蛋’我认为不合法，连村支书都犯法了，那么堡子村的群众能有一个是好的吗？”
道士“坏蛋”———蔡诚应
今年47岁的蔡诚应本是下中寨村立树湾社的一个社员，1985年出家为道，供职岷县红莲寺，他拿出《道士证》对记者说：“今年8月上中旬我在兰州，等我回到村里。驻村干部黄召华连续四次来到我的家里通知说：‘你是劣迹人，乡党委郎副书记已经宣布了，你必须到乡上坟儿河滩接受改造。’”
有劣迹的“坏蛋”———劳改释放人员施金宝
30岁刚出头的施金宝，按乡干部的说法“他就是‘坏蛋’，他是半年前刚刚释放回来的两劳人员”。但施金宝自有说法，他说：“政府在监狱的门上写着呢，‘悔过自省，重新做人’，难道我们出来以后还有罪？这一辈子就永远成了罪人了吗？”
以上这几位仅仅是我们采访中所接触的众多“坏蛋”中的几个“代表”。“坏蛋”们各有各的冤屈、各有各的遭遇……
缘何评选“坏蛋”
日前，记者走进了堡子乡人民政府，乡主要领导给记者提出了两个理由。其一，上级的综合治理与严打政策是我们行动的根本依据。其二，我们乡确实也存在许多急需整治的现实问题。
唐副乡长说：“‘坏蛋’们在乡政府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大家普遍认为乡上举办这样的学习班真好，希望以后多办一些。”
有人认为，之所以出现选“劣迹人”，是因为“穷”，对乡政府来讲，农村承包费收缴十分艰难。一方面，老百姓穷得连吃饭都有困难，另一方面，乡干部既想完成任务又想增加收入，于是一些干部把手伸向了农户的面柜，赶走了农民的猪牛羊，竟然说出了“卖姑娘、卖家什都得把钱给我交来”这样的话。
一天晚上，记者打算到堡子乡政府所在地堡子村的村民家走访，乡党委书记恳切地对记者说：“晚上万万别出去，会有危险，我们的乡干部和村干部从来晚上不出门。”但是，记者在乡亲们那里采访的时候，乡亲们不断地说：“乡政府万万不能去，弄不好就给捆了，轻则挨打，重则坐牢。”许多村民在向记者喊冤的时候，不是脱掉衣服让记者看伤，就是扒起裤子让记者看身上的疤痕。
让乡亲最为心惊胆战的是“乡政府院子里的核桃树”。提起这棵树，没有一个村民不怕它。乡政府门口几个小商店的店员告诉记者：“乡政府院子里的核桃树隔三差五就捆人，有时候连门口的白杨树上也捆人，无论三九寒冬还是酷热的夏天，一捆就是十几个小时或更长的时间，还常常打人，喊叫声十分凄惨。”
在堡子到底是民风有问题，还是干部的作风有问题？日前，中共甘肃省纪委秘书长韩豫平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共产党十五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强调“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堡子的问题太严重，很过分，是前所未闻，十分罕见的，严重地违犯了党纪国法，要严肃查处。我们欢迎和支持广大媒体监督。
日前，甘肃省有关部门已组成专案组，对此事进行了严厉查处，众多村民欢呼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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