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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镇发展进程中，地质灾害就像悬在人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武隆事故告诉我们，在处理环境与发展的矛盾时，对自然灾难的警惕和预见有多重要，忽视它的代价有多高昂。
被灾难改变的命运
５月１０日上午１０时，一支绵延数百米的送葬队伍从重庆市武隆县县城向城外走去，队伍中的四幅遗像赫然醒目，街道两旁的老百姓无不动容。
这是在武隆“５·１”滑坡垮楼惨剧中遇难的住户黄勇一家四口人，在那次事件中他们家共有１０人遇难，另外６人已先行入葬。
一副挽联写道：“岳父母一家十口顷刻逝，子媳女满门族戚泪悲伤”。
５月１日是黄家大团聚的日子。黄勇的父亲黄福金高兴地看着一大家子１４人聚在一起，只是女婿付国亮一家３口不久就先行离开。
晚上８时２０分，一阵石头滚落的声音突然响起，一万多立方米的土石从房屋背后的山崖上滑落而下，顷刻间压垮了９层高的楼房，压住了楼内正在为节日干杯的人们。
晚上１０时，付国亮在现场听到凄凉的哭声，看见推土机，他心里最后一丝希望消失得一干二净。
刘开奉住在这栋楼的６楼，事发时他和妻子恰好不在现场，１３岁的女儿和８岁的儿子被留在了屋里。
他说：“听说垮楼了，我就直往那里赶。平时灯光点点的一栋楼，现在却漆黑一片，什么都没有了。”
刘开奉冲进废墟里，大声喊着两个小孩的名字，他总觉得废墟里还存在万分之一的希望。后来他站在一旁，盯着救援队现场抢救。这一站，从当晚一直站到了第二天中午，“我就想见到我的娃儿。”刘开奉说。数十个小时后，孩子终于在废墟里被发现了，他们的身体已经冰凉。
官方确认，这次事故是滑坡性质的地质灾害，最后从废墟中清理出来的尸体达７９具。
一栋楼的建成
据了解，被滑坡掩埋的楼房由当地个体开发商李强兴建，楼房属砖混结构，建筑面积４７００平方米，底楼为门面，共有１３间，常住人口为９０人左右。
据住户李建川的父亲介绍，楼房用地原来是属于他们村的，１９９７年被李强征用建房。打地基时李强使用了炸药，附近的人都听到了很响的爆炸声。
紧挨着现场的一栋楼的业主说，这里的山是泥质的，又陡又不结实，他们建房时根本不敢用炸药，只有用手挖。
李强的工程动工后很不顺利，李建川的父亲说，这中间发生了三次滑坡。山上滚下的石头甚至把街对面一栋楼的铁门砸坏了。
李强不得已停止了工程。但到了１９９９年，工程又重新开张。
据曾为李强干活的戴圆海说，此时又出现了滑坡，１０００多立方米的山石滚下来，把好几块预制板砸断了，刚建起的墙被击穿。但李强决定把工程继续下去。
戴圆海当时为李强的工程修“挡土墙”（四川话叫作“堡坎”，即在山体坡面用石头、水泥垒一道墙，起防滑加固的作用），他说，“堡坎”如何建都是按照李强说的办，最后建成的高度是２６米多，其中５米以下的墙体有１·５米厚，２０米以上就只有０·６米厚。
戴圆海说：“我当时觉得６０公分太薄了，不牢固，就提出这不行。李强对我说，做多了没用。”
戴圆海说，当初“堡坎”没建到顶，砌“堡坎”要花一大笔钱，老板让建低一些、薄一些，花钱当然也就少一些，况且“堡坎”建成什么样也没人去过问。
就这样，工程在２０００年竣工了，并完成了应该履行的手续。
一些住户逐渐搬了进去，有一部分人并不是真心要住，毕竟楼房背靠的山崖太高太陡，比如陈方怀就把房子租了出去。
今年４月租房的人走后，陈方怀想把房间装修一下，这时他发现屋后的“堡坎”裂缝了。
李强也发现了，他找来人修补。陈方怀问他有没有事，李强说没什么大问题。陈方怀又问：“山上修排水沟了吗？”李强说：“没有，不会有问题的。”
出事的前一天，刘开奉发现有几十厘米见方的石块从山上往下滚。
翌日晚上８时２０分惨剧就发生了。
事后，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与环境研究所的几位研究人员赶到“５·１”滑坡现场进行了考察，王成华研究员告诉记者，武隆的滑坡垮楼事件“是一次突发的自然事故，其中也有人为因素”。他指出，造成事故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出事楼房后的山体岩石是泥质、钙质砂岩，经过强烈风化作用后，已呈碎块状。出事前下了雨，是诱发岩崩的外因之一。
第二，楼房背靠陡坡，面临国道，修公路时坡体已经被挖成约６０度，建房子时又被挖到了７０多度，这样的坡度很容易发生滑坡，不应该建筑房屋。另外，设计时就应当规定，施工中不许放炮。
第三，楼房后的挡土墙厚度不够，形状也不合理，不能有效抵抗滑坡，只能遏制岩石风化。业主恐怕没有想到应该作抗滑设计，或者是想到了也拿不出钱。成都山地所曾为四川泸州一个小型滑坡体设计了护壁，工程造价就在２００万元以上。
第四，业主和住户事先都觉得有滑坡的危险，但不知道滑坡究竟会不会发生，这说明他们缺乏必要的防灾减灾知识。
根据王成华研究员的分析，武隆的灾难有自然因素，但也有在房屋选址、施工手段、抗滑设计上的不足。
生活在“雷区”
“５·１”惨剧发生后，武隆对县内的地质灾害情况进行了紧急排查，发现三处隐患，其中包括位于江北新区西段下渡口的一座商住楼。
这栋楼也是由个人集资修建，“老板”是张韬。５月８日，武隆县有关部门给该楼住户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住户马上搬出。
５月１０日，高明政一家正收拾东西，他说自己是准备搬离的第一家，别人正在犹豫————搬还是不搬？这些房子都是各家花了几万元钱集资建的，要搬的话，又到哪里去住呢？
高明政一家六口人，不得已在外租了一套房子，他们说：“我们还是担心出事，但是总在外租房也不是办法啊。”
他们告诉记者，房子背后的山上曾经往下滚石头，房前下渡口靠江的斜坡整体往下滑，“住了五六年了，我们一直不敢装修，怕出事。”
他们很无奈地说，自己成了吉普赛人了，不知以后怎么办。
在武隆有名的滑坡地段俞家坝，记者还碰到了一户姓王的人家。
他们住在半山腰，三年前在老屋旁搭建了两间新房，刚住了两个月就发现新房处在滑坡断裂线上，墙壁和天花板慢慢裂开了缝。他们不敢住了，如今两间房都空着，堆着杂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垮。
王大妈空着的两间新房旁边是一个猪圈，猪圈变形错了半块砖出来，摇摇欲坠，里面的两头猪还在安然地吃睡，它们似乎感觉不到头上危机四伏。
王大妈告诉记者，他们在这里住了好多年，滑坡这么严重是最近三四年的事，她说：“自从山下修了马路，建了那么多房子后，我们这儿的滑坡就越来越明显了。”
她告诉记者，他们房前的院子每年都往下陷几厘米到十几厘米，往下陷一点，他们就用沙石填一点，把院子填平。他们隔壁那家的变形更厉害，院子里一道宽约十厘米的裂缝让人不安，据说这个斜坡上的院子已经垮了两次，主人后来又用石头把它垒了起来。
这里的人们就用这种修修补补的方式，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和滑坡相“抗争” ，但是滑坡照此速度进行下去，势必会危及住处。王大妈说，她也担心，像生活在“雷区”一样，但想搬走也不容易，“没钱，能搬到哪里去呢？”
武隆的“两难”境地
武隆大规模在江北修路建房是在９０年代中期以后，规划是要把这里开发建设成一个城镇的新区。
武隆是典型的“山城”，像三峡库区的许多县城一样，都是沿山顺江而建。１０年前，武隆县城主要集中在乌江南岸，这里被称为老县城，路老，房也老。１９９３年前后，武隆县作出了开发江北新区的规划。
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一条宽阔平整的马路出现在江北，马路两旁矗立着一幢幢新建的楼房。李强的那栋楼就是在这期间修建的。
当地人说：“五年前，武隆到处是崎岖的山路，狭窄的街道，破旧的房屋，给我留下了贫困落后闭塞的印象；看现在的武隆，一条条新建的大道笔直干净，一幢幢崭新的楼宇富丽堂皇，整个县城依山傍水，清新秀丽……”
变化是有目共睹的。外地人来做生意，而被征地的农民搬进了楼房，过起了城镇生活。这种变化被人称为“城市化进程”。
然而兴奋的人们几乎没想到武隆的另一个方面。按县国土局一位负责人的说法，“从某种角度说，武隆几乎整个县城都处在滑坡体上。”
一个调查表明，武隆全县有潜在危险的大小滑坡、泥石流、崩塌危岩等５０４处，滑体总量达７２００万立方米，直接威胁着１３０００人的生命和价值５５５７９万元的财产安全。
在这种情况下，武隆的城市化进程就像在爬“地雷阵”，修路建房必须小心翼翼。当初在建设新区的过程中，政府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便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和个人出资建房，为了让新区“像模像样＂，还规定了主干道两旁的楼房不得低于×层。
李强的楼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修建起来的，它所在的仙女路的两侧由个人集资兴建的商住两用房比比皆是。作为个人行为，他们一般是不会去考虑一个地方的地质条件是否适合建房、房屋的防滑设计应该达到什么标准，除非有有力的监管和规范。
“本来根据国家有关法令，建筑工程动工前必须要有地质勘察报告，”武隆县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但政府部门对这一项要求并不很严。”
当地人讲，武隆县本地没有地质勘探队伍，需要从外面请，同时地质勘察的费用也很高。这样算下来，作一个地质勘察报告要花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而在武隆，一个工程也就五六十万、七八十万，很少超过两百万的，如果还要支付七八万、十几万的勘探费，很多人就会承受不起。这样的话，一些工程就没人愿意做了，武隆的发展变化也就不会这么快了。
在这里，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城镇在成长过程中的态度：要效率，还是要规范。在武隆，人们普遍认为建房不经过地质勘察是“是很平常的事”，因为“这么多年了，还不是一样地过”。这种思想，实际上与武隆长期以来以“县城”甚至是“集镇”的形态存在有关。
从某种意义上说，武隆过去只是一个农村的地域中心，离“城市”的概念相差很远，按照建委一位同志的说法，县城里建房没有“统建”，大都是各单位和个人履行一定手续后自行修建。
这明显带有农村自修自建、缺乏监管的痕迹。由于城镇规模小，对地质层影响不大，没出什么问题，在大家意识里地质勘察并不十分必要。
但是随着城镇的成长，这种初级的城镇管理方式和行为观念显然不适应要求了。有人指出，“５·１”滑坡垮楼事件，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旧的“县城观念 ”和城市化进程之间的矛盾。在出事那栋楼的修建过程中，李强很“自主”地挖坡脚、用炸药、建“堡坎”，自己组建班子进行修建，像以前一样缺乏有效的监管，结果出事了。
值得反省的规划思路
“发生在武隆的惨剧，值得反省，”中科院成都山地所所长崔鹏研究员指出，“西部中小城镇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但西部许多城镇处于起伏不平、灾害频发的山区，近年来，诱发潜在山地灾害的人为活动不断增加，如果人们对防灾减灾再不给以足够的重视，必然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山坳上的城镇”怎么办？实际上在整个三峡库区，地质灾害一直都是困扰城镇发展的一个普遍问题。
三峡工程上马后，库区沿线的县城大多面临迁建的问题，这既给当地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同时也让他们面临严峻的挑战。
这些地方目前面临着“双重难题”，一方面“老天爷”给他们的可用土地实在太少，比如巫山，可建筑用地仅为需求量的３０·２％，因此一些建筑被迫建在滑坡体上；另一方面，随着城镇的发展，日益增多的人类活动对地质层的影响增加，不当的行为有可能使滑坡增多。
环境与发展如何协调？地质灾害就像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城镇发展的进程中处理不好将影响未来。
由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提供的一份资料表明：“有些地方现在总人口不到１０万人，而１０～１５年的县城远期规划规模定为２０万，甚至３０万人，不仅没有很好考虑城市发展的支柱产业的可行性，而且根本没有地质环境容量的概念。”
这种期望值首先导致了对作为城镇骨架的道路系统盲目地追求“宽、平、直 ”，缺少必要的经济技术论证，用平原或大盆地的规划思路来指导峡谷区的工作，出现了“６０米宽的马路６０年不落后”之类的说法和决定。不少地方因此逢山铲平，遇沟回填，大挖大填，激活了潜在的自然地质灾害。
从目前来看，各地对地质灾害已日益重视，而各地感到最大的困难是资金缺乏。武隆曾在一个滑坡体上简单地打十几根防滑桩，结果就耗费了二三十万元，而对滑坡进行全面整治往往要上千万，这对库区各县来说，力不能及。
巴东县地质矿产局局长邓玉平说，众多滑坡等着他们去治理，这让财力有限的巴东人感到很头疼。例如，在监测手段上，目前就有点“小米加步枪”的味道，缺乏监测装备，基本上靠粘贴纸条、鸣锣报警式的原始监测方法。治理“燃眉之急”————每年变形的黄土坡滑坡，县里都还在苦等，希望上面能尽快拿出资金。
巫山县国土局谢局长说，目前时间非常紧迫，三峡一旦开始蓄水，很多治理就晚了。他们呼吁，国家和全社会一起来帮他们渡过难关。
“就像一个人的成长需要很多人的帮助一样，一个城镇的健康成长也需要外力的推动。”一位武隆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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