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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911事件以后，特别是美国对恐怖主义袭击作出全面反击以来，世界政治已经发生与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如何认识与概括当前与未来世界大变局的特点？我倾向于用“一个变化，三个终结”来说明。在中文中，“形势”一词精辟独到，它由“形”与“势”构成，指的不仅是现在的情况，而且是未来的趋势。“一个变化，三个终结”表达的正是世界政治的现状与趋势。“一个变化”，当然是911事件以及美国对这个事件的反应；“三个终结”，我指的是“冷战后的终结”、“全球化的终结”与“地缘政治的终结”。我们的战略思考应建立在对世界政治形势变化的基础上。
冷战后的终结
911事件后，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获得很大的改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美俄在告别冷战这点上具有共同语言。现在两国都希望在真正意义上结束冷战。
其实，冷战后终结的趋势早在911事件前就已经开始了，911事件只是让人们清醒过来，从“冷战后”的不确定性、乐观主义、胜利主义、神话中清醒过来。两年前，科索沃战争后，笔者就认为从1989年或1991年开始的所谓“冷战后”或者“后冷战”时代实际上正在终结或者不可避免地趋近于终结。不过，注意到我观点的一些中国学者并不同意这个判断，当时他们认为我过分强调美国在当今世界的超级地位了。其实，我并不是想强调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对世界政治的全面影响，我只是想指出，世界政治的下一步必然是告别冷战的后遗症、冷战的影响与冷战的遗产，因为世界面对着与冷战时代完全不同的复杂形势。
911事件之所以标志着世界形势的重大变化，原因是“冷战后”从此彻底终结。现在，我们完全可以用“冷战后的终结”来描述21世纪初全球战略环境的变化了。事件后，美国政要与主要智囊组织，开始大谈冷战后的终结问题。他们使用了“新新世界秩序”与“后后冷战时代”等提法来表达同样的意思：冷战早已结束，冷战后也已经结束。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正在用“冷战后的终结”来指导其对外政策调整。美国希望与俄罗斯建立超越了任何冷战关系、冷战遗产的新关系。美国也用这个公式建立与调整与其它国家的关系，特别是眼下与印度、巴基斯坦的关系。美国也明显地在用这种思维谋求在新战略环境下建立与中国的新关系。
尽管如此，我不认为911事件具有导致冷战后终结的巨大历史影响力。911事件只是个冷战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一个，其影响当然深远，但人们不应过分估计其对未来世界政治的影响。
全球化的终结
911事件被称为“全球化的切尔诺贝利”（注），使得冷战后十分热烈地发展与被拥抱的“全球化”信念动摇，导致“一种特定时期的全球化终结”或者“不受控制与调控的全球化的终结”。
全球化是冷战后（从柏林墙的倒塌开始）世界政治中最主要的发展，取得了让人眼花缭乱的繁荣成就，特别是在金融市场上。911事件后，无论在西欧还是在北美，一时间在出现了两个重大的似乎相反的针对全球化的思考趋势，一方面是从全球化退回到过去的要求、愿望与压力，另一方面是在当前困难的情况下想继续促进全球化的前进。在前一种思潮看来，世界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以市场扩张为核心的全球化应该回到某种意义上的“大政府”去，回到“混合经济”去，回到多边主义与多国协调去，总之，要回到那种可以调控的国家经济与世界经济去。在后一种看来，全球化需要更加大胆前进，更进一步的全球化，不能退回到过去，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要通过全球化的方式（方案）加以解决，需要建立“全球治理”结构，需要加强民主化，建立更加包容的全球性，需要把一些成功回应全球化的经验（比如欧洲的经验）推广到全球。
上述两种似乎相反的思考趋势预示着世界政治下一步的重大战略趋向，前者是新保守主义的与怀疑主义的，后者则是新自由主义与乐观主义的。我认为，随着事态的发展，如果第一种考虑占据上风，冷战后出现的全球化势头将有所逆转，许多国家内部将重新加强所谓“国家的作用”；建立在全球化基础上的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将重新调整。如果第二种考虑占据上风，全球化将加强，各国内部应付全球化挑战的能力与机制将得到加强，国际合作回应全球化更加重要，这为许多国家以及非国家行为体（例如跨国公司与非政府组织）建立新关系开辟了可能性。
但是，尽管这样两种反思的方向不同，一个向后看，一个则向前看，但它们有着相当的交集，那就是，需要修正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市场关系中加入社会、道德等因素，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则更加处于守势。
911以后，美国与西方国家把安全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当作未来施政的中心，安全压倒一切，这些变化必然要深刻而持久地影响全球化。
地缘政治的终结
所谓地缘政治，意思是指地理因素在国际政治（世界政治）中的作用非同小可，甚至是关键性的，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其经济与政治情况各异，所以其地缘政治利益是各不相同的。
911事件以及反恐战争说明，虽然地缘政治的权衡与计算仍然存在，但其重要性已经下降了，恐怖主义超越了地缘政治，反恐怖主义也超越了地缘政治。恐怖主义是新的看不见的超越地理界限的敌人。恐怖主义分子并没有控制重要的海洋或者关键的陆地，恐怖主义分子虽然依靠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例如阿富汗），但他们更依靠的是非领土的跨国网络组织。恐怖主义者没有国家行为体那样的传统地缘政治思维，否则他们不可能成功地使用民用飞机或者生物武器攻击美国。同样，我们看到，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也超越了地缘政治，地理因素不再是重要的或者关键的因素。虽然美国军事打击要克服阿富汗的复杂地理屏障，军事打击阿富汗必然在中亚产生地缘战略后果，还有，美国要利用附近的巴基斯坦与其它中亚国家的军事基地，但是，地缘政治在这场阿富汗战争中并不是主要的方面。相反，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正是在911后超越了地缘政治的考虑，北约东扩不再是美俄关系的障碍，俄罗斯则一反常态向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持。这在地缘政治时代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地缘政治的终结也不是始于911，而是更早。20世纪中期，核武器与洲际导弹的出现使得地缘政治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极大地降低了。20世纪后期，国家经济与社会体系之间的相互依存甚至以各种形式的一体化、融合使地缘政治的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许多情况下，按照地缘政治思维已经无法解释国家之间的关系。冷战后的全球化最终使地缘政治降低为国际关系中的次要因素。技术已经取代土地成为经济财富最重要的来源，太空取代海洋与陆地成为联系世界各地的主要纽带，“太空政治”已经取代了地缘政治。
不应过分夸大美国在阿富汗军事行动的地缘政治含义，比如担心美国要在阿富汗立足以便今后支配中亚的石油资源。反恐战争后，美国并不会在阿富汗军事立足，理由很多，包括新的阿富汗政权一样不会容忍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军事存在，美国其实也没有必要军事上存在于阿富汗，美国完全可以用已经在中东、中亚地区的现有战略布局就可以达到控制中亚的目的。只要中亚地区各国确认了美国在新的时代的世界“领袖”地位，美国永远是中亚纷争的平衡者与调解人。超越了地缘政治制约的美国将会巧妙地利用中亚各种势力的平衡进而达到控制中亚的目的。
在战略上，美国反恐主要靠的是：（1）一个空前的国际反恐联盟，它包括美国的西欧与东亚盟国、俄罗斯与中国、伊斯兰国家；（2）阿富汗内部的反对派北方联盟以及其它塔利班政权的死敌；（3）在各条战线打击恐怖主义，包括经济上冻结恐怖主义的跨国资金。这一战略是传统的地缘政治学说无法充分解释清楚的。这是一场全球化时代的战争，传统的地缘政治逻辑很难解释这种战争的性质。
现在许多人在谈论中亚与南亚地缘政治的棋盘上的胜者与败者，其实，这种谈论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从传统地缘政治的权衡上讲，被迫失去塔利班后的巴基斯坦似乎是这次世界反恐战争的一个输家。其实不然，不管美国情愿与否，因为反恐，巴基斯坦求之不得的对美关系得到了改善。巴基斯坦要与死敌印度抗衡，仅仅经营地缘政治早已不够，所以巴基斯坦的两大战略考虑是象印度一样拥有核武器，以及象印度一样与美国改善关系。现在巴基斯坦在地缘政治上似乎失去了一些力量（其实也摆脱了塔利班的负担），但在超越地缘政治的方面却获得许多。
结论：三大超越
世局的变化是深刻的，2001年是典型的世界政治年。本文对当前形势的简要概括是为了更方便地认识世界政治在2001年的大变化。笔者觉得，“三大终结”的观点应成为新世纪战略思考的基础。
面对变局，我们需要三大超越：超越冷战与冷战后，超越理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简单全球化模式，超越地缘政治计较的传统框框。首先，用不着我们说别人存在着冷战思维，我们应赶快摆脱自身的冷战思维，赶快进入新时代，在新时代寻求中国的利益与位置。其次，对全球化有个正确的看法，如果只是说我们拥抱全球化、认正在同地球村，这无疑是正确的，但现在时态的全球化存在重大缺陷，世界探索全球化的新方向，即走向全球治理而不是失控、无序的全球化。中国参与全球化不仅要趋利避害，在世界各地维护我国已经全球化的国家利益与国民利益，而且要推动全球化朝着一个全球治理的方向前进。最后，地缘政治的终结标志着世界政治的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仅仅控制海洋，或者大陆岛，或者大陆心脏地带早已不足于在世界政治中举足轻重。对中国而言，地缘政治上我们本来有许多局限（从朝鲜半岛经台海到南海，从中亚到南亚），我们与亚洲国家难以建立起建设性的战略关系，所以超越地缘政治思维，通过国内的稳定与发展（包括教育、科学、技术与国防的现代化）、参与多边主义（国际合作，全球与地区两个层次）和改善与超级大国美国的关系来加强中国的世界地位。
（注：英国《金融时报》2001年11月6日观点，"Globalization's Chernobyl: September 11 exposed neo-liberalism's shortcomings as a solution to the world conflicts"，作者为德国慕尼黑大学与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Ulrich Beck） 庞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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