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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
这是一个奇怪的合同：“（甲方）确保乙方按照有关规定实行封闭式管理，其他任何部门、单位不得直接进入市场对乙方、场内投资者和经营者实施管理和收费。凡进入江汉大市场的调查、检查活动，需凭市政府办公室的介绍信方可进行。如强行进入市场造成市场震荡形成重大经济损失由甲方负责。”
合同甲方：湖北省潜江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合同乙方：黄凤荣（原潜江市委机关干部）。合同名称：《江汉大市场租赁经营合同》。
签署于1997年11月11日的这份合同规定：“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受潜江市人民政府委托，对江汉大市场实行租赁经营管理，黄凤荣对大市场整体资产实行租赁经营。”租赁时间：1997年11月20日至2000年11月19日，共三年。“乙方在承租期间，共向甲方缴付租金480万元人民币（包括各种税、费）。”具体缴付款额为：第一年度80万元、第二年度160万元、第三年度240万元。
合同中的有关规定，包括以下政府文件：
———潜发〔1995〕18号文件规定：“除国家明令禁止生产、销售的枪支、弹药、毒品等商品外，其他商品均可在大市场生产、经营。”
———潜政办发〔1997〕105号文件规定：“江汉大市场场内的一切管理工作均由管委会处置，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进场实施管理活动。”据潜政发〔1997〕28号文件规定：“对市外投资客商实行强有力的治安保护。凡市外客商的个人生活，市有关部门不查、不问、不干涉。凡以查房、查夜之名骚扰市外客商的有关部门和责任人，一经举报，由市行政监察机关严肃处理，并处以罚款3000元，其中单位领导罚1000元，当事人罚2000元。”
面对如此特殊的“封闭式管理”政策，原潜江市委机关干部黄凤荣贷款30万元作为押金，取得了占地240亩的江汉大市场管委会主任之职。管委会由市财政、工商、公安、建委、税务、文化等部门派员组成。
1997年11月12日，在《江汉大市场租赁经营合同》签字仪式上，潜江市一位负责人在致辞中说：“对江汉大市场实行租赁经营和封闭式管理，其意义绝不仅仅在于江汉大市场，而在于它对全市改革开放的示范作用。”“凡是有利于江汉大市场发展的话就说，不利于的话就不说；有利于的事就做，不利于的事就不做。要多服务、少干预、不收费。”
风波
黄凤荣走马上任江汉大市场管委会主任后，立即出台了一系列对入场商人的优惠、保护措施及招商奖励办法。据潜江市《政府政报》1999年第一期报道：“1998年12月20日，备受人们关注的江汉大市场实现全年收益140万元，上缴税费80万元。”
一方面，江汉大市场“招商引资硕果累累，各路商贾纷至沓来”。全国48家知名企业的名牌产品，纷纷在大市场设立总经销、总代理。与此同时，一些非法经营烟草、医药、鞭炮等的“客商”也云集江汉大市场。截至1998年12月16日，江汉大市场共有经营商户643家，全年商品成交额3．5亿元。
另一方面，江汉大市场“白天车水马龙，晚上酒绿灯红”。据潜江市《政府政报》〔专递信息〕1999年第一号：“江汉大市场美容美发业曾兴旺一时，1997年8月至10月曾经达到154家，……且卖淫嫖娼情况时有发生。”当地群众感叹：“在大市场叫个‘小姐’比买包烟还方便。”
终于出事了：1999年1月20日，当地一名副乡长在江汉大市场与一名“三陪女”洗“鸳鸯浴”时双双煤气中毒死亡。
此事引起湖北省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潜江市各执法管理部门迅速进入江汉大市场进行整顿。据统计，1998年2月至1999年1月期间，潜江市直部门进入江汉大市场检查整顿16次，其中只有6次是按“潜政办发〔1997〕105号”文件规定出具了市政府办公室的介绍信。“1·20事件”后，大市场内的美容美发店和旅馆等服务娱乐场所全部关闭。
“封闭管理”带来的特殊效益大大“贬值”。《租赁经营合同》的根基已不复存在，众多商家纷纷关门走人。
黄凤荣于是多次向潜江市政府提出交涉，“要求甲方恢复特殊政策，严格兑现承诺，履行《合同》义务，否则由此形成的损失由甲方负责。”
勉强支撑了半年后，1999年6月22日，黄凤荣向潜江市委和市政府提交了《关于终止执行租赁承包经营管理体制的报告》，希望市委、市政府尽快安排清产、核资和交接工作。
官司
1999年6月27日，根据潜江市委26次常委会议决定，同意黄凤荣的请求，终止租赁承包经营合同关系；迅速组建工作专班，由一名副市长牵头，及时做好清产核资工作，要求黄凤荣交齐1999年上半年的“租金”60．2万元。
随后，工作专班封存了黄凤荣的全部资产、资金和账簿以及文书档案，并以市政府办公室的名义通知公安、交通部门扣押属于黄凤荣所有的一辆白色桑塔纳轿车。后经黄向湖北省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潜江市政府办公室才停止执行扣车通知。
据黄凤荣介绍，在潜江市政府多次向他催缴60．2万元“租金”时，他始终坚持“双方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应平等协商，依法办事，”而且“潜江市政府应正视自己的违约行为并承担违约责任”。
但这起并不复杂的“民事合同纠纷”，还是闹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1999年8月，潜江市国有资产管理局以黄凤荣“拖欠60．2万元租金”为由，向潜江市法院提起对黄凤荣的诉讼。黄凤荣提出国资局主体资格不合格和管辖权异议，法庭休庭。
10月，应黄凤荣的申诉，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提审该案，并通知潜江市国资局交费立案，开庭审理。但国资局却以“交不起诉讼费”为由拖至2001年5月8日，汉江中院依法裁定国资局撤诉。
鉴于此案涉及到潜江市政府“封闭管理”政策是否合法，《租赁经营合同》是否有效等关键问题，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决定择日再审。
苦果
据记者调查，黄凤荣及其江汉大市场的问题只是潜江市所谓“封闭管理”政策种下的苦果之一。
1997年8月4日，潜江市召开千人参加的大会（后被称为“八·四会议”），大会的主题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经济发展”，并发布了解放思想的“30条决定”。
“30条决定”中的第9条指出：“要走出一谈发展娱乐业、服务业、旅游业就认为是搞‘黄、赌、毒’的误区，要客观评价现代文明生活和传统生活方式的差异。”
第12条更明确地规定：“公安部门要把握内紧外松、内外有别的原则。”“打假工作要以打击假冒地方产品为主要内容。”等等。
“八·四会议”后，潜江市和平街等5条街道被确定为“特色街”，市里明确规定：“未经管委会许可，任何部门不能直接进入特色街进行管理活动。”“除发生刑事案件和消防事故以外，公安部门不得直接进入特色街执行公务。”
在“封闭管理”政策的庇护下，一些所谓的“美容美发店”、“洗脚屋”和“旅馆”等，公然以“公安人员不得入内”来招揽生意。市场内，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其间，一些经营户证照不全也照常经营。
“封闭管理”政策并没有给潜江市经济带来真正的繁荣，相反，近年来，全市主体经济连续呈现萎缩态势，内外客商都对潜江市的经济环境多有怨言。
遗憾的是，截至记者发稿时止，潜江市“封闭管理”政策并没有撤销。在江汉大市场内，虽然大部分店面已关门歇业，但卖淫嫖娼现象仍很突出。据知情人透露，市场内的“小姐”仍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有关人士评价说，“封闭管理”政策以排斥国家行政执法为特征，鼓励“闯红灯”、“踩红线”，是对解放思想、发展经济的错误理解，必须予以彻底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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