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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发生后，反对国际恐怖主义一跃成为美国对外政策日程的首位，国际社会也紧随其后，展开了对恐怖主义的“国际大围剿”。
随着阿富汗局势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的确是一场非对称性的战争。如果能够确定目标，反对“恐怖主义”的任务就像警察局办案一样干净利落。然而，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确定目标？美国曾开出一个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包括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朝鲜等，这种确定方法是令人担忧的。如果这种确定方法成立的话，反对恐怖主义就会变成美国一个一个地“收拾”这些国家，它所引发的恶性循环对国际社会来说是一种灾难。
简单地说，恐怖主义具有两大本质特征：一是使用不同于战争的暴力手段，二是具有某种政治目的。不具备这两大特征，就不构成国际恐怖主义。因此，实行恐怖主义的组织是不确定的，只要它为了追求某种政治目的，使用暴力手段，造成恐怖效果，就会导致恐怖主义。冷静思索，既然恐怖主义要实现某种政治目的，那么我们必须要问的是，9·11事件对美国的恐怖袭击要促成什么政治目的？或者说为什么受到恐怖袭击的偏偏是美国？
事实上，我们知道，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并不只9·11事件。18年来，美国先后遭受了10多次恐怖袭击，包括驻外使馆、各种水面舰只、美军驻外基地等等。尤其是90年代以来，美国受到的恐怖袭击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
美国屡屡受到恐怖打击，不能不引起人们尤其是美国人的反思。9·11之后，布什总统称这是“对美国自由和民主的攻击，是对全人类的攻击”。在客观效果上来说的确如此。但就恐怖主义分子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而言，恐怕就未必。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的某些行为刺激了某些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是这些民族的国家却没有能力同美国这样的庞然大物相抗衡，长期情郁于中，不得发之于外。这些矛盾积累久了，就必然会以某种非正常的、极端的方式得到集中的爆发。
我们反对恐怖主义，对于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十分同情，对恐怖主义行径齐声谴责，但是我们分析问题却不能不把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纳入视野。因为只有认清恐怖主义的根源，才能有效地制止恐怖主义。因此，如果要正视恐怖主义，就不能回避美国国际行为上存在的问题。
反思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行为，是美国政府面临的挑战。美国政府不仅要追究恐怖主义发动者的罪过，而且要反思本身存在的问题，这是应该具有的大国肚量。
记得《时代》周刊的一篇评论开首便是：“美国真伟大，它不仅战胜了自己的政治对手，而且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的富人。而这批富人正感到生活有些乏味的时候，美国的公司又制造出了能让他们身心快乐的‘伟哥’。年轻的总统不时制造一些让人们街谈巷议的风流韵事，生活还有什么其他企求呢？多好的太平盛世啊！”一时间，美国成了“孤独的超级大国”。在这种人间天堂的国家里生活，又遇到这样“伟大的时代”，催生各种“新理想主义”的理论和声音在所难免。各种“历史终结论”、“输出民主论”、“霸权稳定论”、“文明冲突论”一浪高过一浪，仿佛世界已经是美国的世界，是“民主和自由价值观”全面统治人类社会的世界。
在这种欢呼声中，不仅官方的政策倾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外交政策上更主动、更积极、更有领导者的姿态，而且民间社会的心态也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转变，一种普遍的对其他民族的傲慢和不屑溢于言表，那种天定命运的狂热和传播美国精神的热情，让其他民族一时间有点适应不了。尤其是布什上台之后，单边主义的倾向越来越严重。
美国也为这种单边主义付出了代价，今年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选举中的落选，就是一个教训。但是，冷战后的世界并没有像美国人想像的那样美好。冷战结束后，美国那种“没有敌手的霸权”地位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一度为冷战所掩盖和压抑的种族冲突、宗教争端、边界纠纷等问题如同打开了的潘多拉魔盒，纷纷涌出，美国视野中的世界似乎正在“失控”。这种失控感，被一些学者描述为“新悲观主义”。
失控感使得美国忧心忡忡。为此美国内部确定了要采取不同的手段来保护它的国家利益。
回首过去的20世纪，可以得出结论，这是一个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世纪。美国在20世纪的崛起，是凭着自己的实力和能力而获得的。展望未来的21世纪，美国能否继续保持以及如何保持自己的超级大国地位，是应该引起美国进一步深思的问题。
纵观历代大国兴衰史，从古罗马帝国到大英帝国，发展强盛比较快，衰落也在旦夕之间。尤其是当达到势力顶峰的时候，面临的挑战几乎是一致的，即能否实现由“武功”向“文治”的转变，21世纪的美国也是一样。(赵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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