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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有“孟母三迁”的故事，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俗话，有“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比喻。这些都说明在道德形成的过程中，环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个人道德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而是有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而在这种过程中，周围环境的人和事会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人。现在，一谈起我国的道德状况，许多人都喜欢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说人家是如何文明，如何遵守公德，说中国人如何素质低下等等。好像那些国家的公民天生就道德高尚，中国人天生就不讲文明。的确，在这方面我们有差距，但这差距不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种种现实生活中逐渐形成的。
人具有趋利和利己的本能。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一个充满无序竞争的社会里，投机往往可以得逞，从而得到利益；诚信往往会吃亏，使应有的利益受到损害。而在有序竞争的社会里，投机就要碰壁，就要受到制裁；诚信则是一种无形的资产，往往会带来巨大的利益。试想，如果见义勇为者流血还要流泪，就会有更多的人见死不救；如果南京冠生园不被查处，那么以后就会有更多的变质月饼；如果送礼行贿、搞政绩工程能够升官，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跑官要官、摆花架子；如果贪污受贿者得不到惩处，就会有更多的贪官“前腐后继”……诚然，这些假设不能一概而论，在同一环境中的确可以造就不同道德水平的人。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道德极为高尚、真正“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为世俗物欲所动的人毕竟是少数，而更多的人则难以摆脱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诱惑。因此，在缺乏公平和公正的环境中，往往是缺德能够“沾光”，有德则要“吃亏”。而屡次“吃亏”的教训就会使许多人在选择中趋利而背德，从而导致道德水平下降，这种下降了的道德水平又会反过来成为影响别人的环境，从而形成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
可见，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教育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形成一个有序竞争、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道德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德治的保证。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德水平相对较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法制健全。因此，加强道德建设必须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首先，要有“法”可依。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加强法制法规建设的基础上，无论是党政机关，还是工商企业，还是街道村庄，都要根据实际制订具体可行的制度、规章，让干部群众有规可循。据报道，德国交通法规中就明文规定，路遇车祸遇难者如不援助的驾车人，被视为犯罪。
其次，有“法”必依。对于制定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要严格执行，特别是作为带头人的领导干部，更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做遵纪守法的楷模，做道德建设的推动者。
最后，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对不守法纪者的纵容，就是对遵守法纪者的损害，就是引人向恶。因此，对于违法乱纪者，要依法依纪进行惩处，不仅使他们受到舆论的谴责，还要在政治上、经济上让他们得不偿失、自食其果。
同时，对道德高尚的人，要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让他们受到人们的崇敬，得到实惠，从而创造一个在法制基础上的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营造一个不讲道德可耻又吃亏，讲道德光荣又实惠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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