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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礼仪之邦。人们交际所奉行的礼尚往来便是其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应酬作为礼尚往来的衍生物，能在人际间营造一种和谐、友好的氛围，便于人们化解矛盾，协调工作，交流信息和经验。应酬实为人们生活、工作所必需。然而，现在许多应酬却变了味，走了样，那份真诚的情感缺失了，却增加了曲意迎合、功利目的和万般无奈。正如一位基层干部所说，应酬太多，自己不情愿，家人埋怨，群众抱怨，严重损耗了工作精力，影响了干部形象。
这样的应酬往往隐藏着腐败，许多官员的腐化堕落就是从应酬开始。俗话说，“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酒桌上不分彼此，公事就很难做到公办。“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举，可以可以”。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之际，情便自然地大于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花架子”工程、“虚假数字”通过了；一笔巨款划出去了，一个干部提拔上来了……甚至邪念、色欲、胆量也随着酒气的升腾而冲向脑门，于是乎在头重脚轻、歪歪斜斜、晕晕乎乎之时任人摆弄，干出了违法乱纪的傻事，从此踏上了不归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财务处成本二科副科长杨宁就是在酒桌上被“朋友”灌得“醉醺醺”后而大胆私自挪用公款的。在厦门特大走私案中，原厦门市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刘丰、副市长赵克明也都是在一次酒足饭饱之后，赖昌星才打破了他们心中的那道防线的。有些人虽然在应酬现场并没有干出格的蠢事，但却无意中流露出了自己人格上的弱点。这些弱点就成了“突破口”，给了还未曝光的违法分子以可乘之机。事实一再证明，应酬常常既是腐败的温床，又是腐败的前奏曲。
许多应酬本身甚至就是一种腐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主动应酬者大把大把花的是公款，宁夏某穷乡历年应酬仅欠款高达200多万元。被动应酬者则要滥用手中的权力。几百、上千地请吃请玩是为了换取百倍、千倍于此的回报。这些应酬中伴随的是权钱或权权交易。
更为严重的是，在不少干部心中，应酬的多寡已经变成了价值大小、身份高低的象征。确实，平民百姓又有多少应酬呢？在这种心态下，许多干部对待应酬虽感到无奈与空虚，静下心时，甚至良心有所不安。但转眼间，涌上心头、浮在脸上的便又是得意与满足，并最终乐此不疲。在此风气的熏陶下，出现了部分干部沦为陪喝陪唱陪玩的“三陪先生”的趋势。 显而易见，这种应酬已经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危害了人民的利益，阻碍了国家的发展。变味的应酬泛滥，主要原因在于权大于法、法律与规则被无情践踏。要扭转这一趋势，需要在政府的职能转变，干部的考核、评估、监督和精简机构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加快改革进度。同时，对于应酬问题，中央和地方虽然都曾定出过明确的制度和处罚规定，但是贯彻落实并不到位。在加入世贸组织的现在，完善、落实这些制度更是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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