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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西安市一位30岁的国有企业女职员童女士向西安市莲湖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她的上司对她进行了性骚扰。这是我国首例进入法律程序的性骚扰案。
日前此案业已审结，法院认定原告童女士指控总经理对她进行性骚扰的“证据不足”，驳回起诉。结果公布后，在西安法律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原告律师马强对审理结果表示强烈不满。他说，庭审中，原告出示了1个直接证据和8个间接证据。直接证据是童女士的同事在总经理办公室门外，听到童女士在里面说“你不要这样”之类的拒绝语言。法院却认为证人未进门，无法知道里面在做什么事，同时也没有听到总经理的声音，无法确定童女士当时在拒绝谁，没有认定该证据。
关于性骚扰的讨论，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作为一个法律界的新课题，我们有诸多的困惑，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它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困境。
首先，我们该如何判定性骚扰？是一句暧昧的话语挑逗还是一个庸俗的动作？如果把这样的话语和动作都认定为“性骚扰”，那么，这样的话语和动作可就无法估量有多少，而且，有时甚至无法认定。比如，在酒桌上或者在拥挤的公共车厢里，我们如何判定这一个“带色儿”的话语和这个动作就是属于性骚扰？况且，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很多种可能出现：譬如，两个异性之间关系本来一直很好，好到了有时可以“打情骂俏”的程度。忽然有一天，双方出现不和，那么，其中的一方能否以当初他们“打情骂俏”的话语来控告对方是性骚扰？还譬如在拥挤的公共车厢内，一个人忽然对另一个人“零距离”了一下，此时，我们该如何判定这个“零距离”是不是性骚扰？如果说是，那么，无意间的一个动作就有可能被人控告性骚扰；如果说不是，那么，一些人无意间的“零距离”就可以愈演愈烈为故意“零距离”，导致受害人再度受骚扰。
第二，这个性骚扰的深度如何判定？这个性骚扰的深度要是浅了的话，骚扰者就完全可以以玩笑为推脱；如果要是深了的话，那就有滑入强奸未遂的可能。这就属于另一个法律层面上的问题了。
第三，我们知道，法律是以事实为依据，是要用证据说话的。但是，具体到性骚扰这一问题上，受害人该如何寻找这个证据？要知道，太多时候这个性骚扰是无法寻找证据的。还比如在拥挤的车厢内，一个人对另一个人“零距离”了一下，这个“受害人”该如何记录这一行为？况且，这个动作有时是转瞬即逝的，我们总不能天天带着一个录音机和摄像机出门吧。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这些动作从法律上得不到“抑制”，“骚扰者”会更加肆无忌惮，很多善良的人面对骚扰者的狞笑就会无能为力；如果法律给予“抑制”的话，那么，如果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有所不满，她（他）是不是可以随意以性骚扰的罪名将另一个人推上法庭？果真如此，将会导致众人闻性色变，那可就乱了套了。
第四，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受害人如何获取证据？如果她（他）为了证据而不惜采取跟踪的办法，反过来是不是又侵犯了另一个人的权利？
所以，我们期盼的结果是，坏人得到惩治，受害者得到保护，好人又不至于被诬陷。不知道这一设想是不是太理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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