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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永图其人
龙永图，1943年6月生，湖南人。1965年毕业于贵州大学，1973年至1974年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深造。1978年至1980年在中国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担任外交官，1980年至1986年，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任职。1986年，龙永图奉调回国。
1997年2月，任中国加入WTO中方首席谈判代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副部长。见证中国从复关到入世15年“长征”中的10年，飞往世贸组织日内瓦总部50多次，“黑发人谈成白发人”，坚持到了最后胜利。外表冷峻沉稳，言语犀利果断，做事雷厉风行。首次在谈判中使用“双赢”概念，坚持以平等的态度谈判，巧妙掌握“让步”与“原则”的分寸，为中国成功“入世”立下汗马功劳。经诸多艰难时刻，曾夜不能寐；对诸多赞誉，只称自己“做了该做的事”。
龙永图语录
世贸组织好比一个党支部，美国现在是书记，中国是一个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美国担心中国以后会跟他作对，于是趁你要求入党时好好考验一番。
一个大块头和小块头发生矛盾时，大块头总喜欢把小块头拉到阴暗角落里单挑；小块头则希望到人多势众的地方找人主持公道。目前我国经济比较弱，而美国等西方国家比较强，一对一解决我们肯定处于不利地位，我们当然希望把问题拿到WTO多边机制中去解决。
整个谈判，特别是经贸谈判，它都是一个互相让步的过程，达成协议的一个手段。可能有人不是很了解，好像哪怕后退半步就是卖国。其实只要你能把握住这些让步，不是以自己的国家巨大的利益作代价，那么为了求得一种双赢的局面，就必须做出一些调整。这种让步，也有可能是我们本来就打算做的。
要参加奥运会篮球赛首先就必须承诺遵守篮球赛的规则，而不能一进球场就说：“篮筐太高，是按照西方人的标准设定的，得把那篮筐降下几厘米来适应我们，否则就是不公平竞争。”想加入世界主流，首先就得遵守国际通行的规则，然后才能谈改变规则的问题。
专访：里外之间外交官
夹板气的滋味好受吗？对外，龙永图代表一个正在逐步开放，但仍然存在僵化与封闭的体制，他必须调动一切学识和智慧维护国人的尊严；对内，他引进了革新的痛楚，是既得利益者憎恨的对象，要想给你带顶什么卖国崇洋的帽子，哈，容易得很。
这也许是当代变革时期中国涉外官员的宿命，也是他们的使命。这种内外夹击的痛楚，按中国人传统的隐晦风气与现实的官场体制，你还不能公开说出来--直到这命告一段落。
现在，龙永图可以稍稍放松心情，来谈一谈十五年的体会了。十五年了，媳妇也该熬成婆了。永图，这个名字似乎带来永远图谋却看不到终点的联想。“是啊，我的英文名字是Mr.long，所以外国人说，可能你做的事注定是个漫长的过程。”他说。中国入世被这位1997年以后担任首席谈判代表的中年人称为“开端的结束”，中国人的一只脚终于跨入了门槛，他可以喘气了。
龙永图说：“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说到开放市场的问题都是很困难的，因为大家有个观念就是说，一个工业的发展必须有国家保护起家。这完全是个过时的观念。因为实践已经证明了，越是在开放的环境里，工业才能更具竞争力，就像打篮球，如果成天是山东对山西，河南对河北，在国内打得热热闹闹的，但永远成不了世界一流的篮球队。”
“但是世界各国对婴儿产业(infant industry)的保护还是相当普遍的。”我说。
“保护，但不能保护过度。我们在谈判过程中，也强调我们有些工业就需要一定的保护时间。这就叫所谓的过渡期，五到十年左右。我也常常对美国人说，你们作为贸易谈判代表的主要工作是打开人家的市场，但是如果市场打开后，发现这个地方并不存在购买力，那么打开市场的目的是什么呢？必须要培育这个市场，你们才能从这个开放的市场中获得真正的经济利益。”
由此看来，谈判的关键问题是政治的而非技术的。邓小平，江泽民，朱基先后在政治的高度推动谈判的进展。如果说中国入世这场马拉松是二十世纪最困难的一场经济贸易谈判，那时因为它的实质是把一个全球最大的计划经济国家纳入全球市场经济的体系中。从意识形态产业冲击两方面来看，他们都表现出很大的政治勇气和清醒的决策能力。
人们还记得1998年5月，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国轰炸，国内出现了不少极端言论，认为总理不久前访美时让步太多，而克林顿居然没有在朱基访美期间签署双边协议，这不是拿自己的热脸贴上人家的冷屁股吗？话说得实在不怎么好听。这时候美国人也没帮什么忙。他们单方面向媒体泄露谈判细节。而且其中有不实之辞。比如他们说：“中国已同意把关税降到发达国家水平。”说到这儿，龙永图激动起来，他解释说，发达国家的关税一般在3%，发展中国家是13%-15%左右，当时我方只同意把关税从42%降到15%，是发展中国家水平。那时候国内有人指责，谈判代表没有坚持立场，是卖国，而龙永图等真是有苦说不出。参与谈判的刘光溪至今说起这件事还愤愤不平：“正是因为我们坚持立场，才谈了15年。清朝官员2分钟就签了《南京条约》！＂后来美国代表团来北京时，龙永图就问对方为何做误导，对方竟轻描淡写地说：“对不起，我们是为了赢得国内的支持。”他们没想到这些不负责任的抖料给中方带来的巨大压力。
我问龙部长在这起起落落，反反复复的谈判中他的神经是否一直很坚强，他坦言日内瓦的最后谈判是对心理素质的最大考验。“当时的谈判文件800多页，每讨论一个段落，主席就问有没有人不同意。只要有一个不同意，又要重新来过。啊呀，当时他一段一段的敲锤子，每敲一下我心里就‘砰’的一下，几百段地敲下来，真是没有心脏病也被敲出心脏病来了。最后一记锤声，总算把我解脱了。但我的角色还转不过弯来，总觉得说不定又有什么意外要发生。＂
有人问，是不是我们一定需要借助外力来推动政企分离，清除腐败，对此龙永图直截了当地回应说：“关键是我们自己是不是要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如果是，那么就不是外国人逼的，而是符合我们自身利益的。如果同时有健康的国际压力，会帮我们克服社会的惰性。”其实人们说了二十三年“改革开放”，仔细想想，“改革”与“开放”两个词应该调换位置。因为往往是开放推动改革。
龙永图至今还耿耿于怀当年中国在联合国里举足轻重但在世贸组织中却只担任观察员的角色，每次开会代表只能坐在角落里，在所有代表发言后才被允许说话。而当中国世贸代表的位置移到成员国的座席中之后，我相信他们的心情也未必会永远轻松。在辽阔的土地上，限于地区发展和教育程度的差异以及长期形成的利益团体，出现违规的现象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当然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当其他国家出现损害我方利益的违规行为，代表们也要据理力争，甚至要改变国人认为打官司是丑事的观念。
还会不会有里外不讨好的时候？肯定会有，但这是经济外交官们的宿命，也是他们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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