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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水俣”事件、切尔诺贝利的核泄漏后，都可以看到民间环保人士活跃的身影，他们对阻止环境恶化，促进环保策略改善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中国，民众环保意识曾经长期薄弱，一度出现哪里有人，哪里就有污染的状况。衣食足而后有环保热，中国民众的环保意识逐渐觉醒，参与者或孤军奋战，或建立组织，为人们能够“诗意栖居于大地”，竭尽绵薄之力。在张春山、田桂荣身上，在各种民间环保组织身上，我们看到了这种情形。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民间组织作为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第三种存在，其作用日益凸显。
在此过程中，政府对待民间环保的态度十分重要。本期专题意在反映萌芽期的民间环保组织或个人的生存状态。
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山东荣城天鹅湖。
新年第一天的阳光透过微朦的雾气洒向湖面，也打在人们的脸上。绿家园————中国著名民间环保组织的志愿者们，将一只被“环志”（指给鸟类腿部套上标记小环，用于科研）的大天鹅放飞。
总部设在北京的“绿家园”，已是第三次走进天鹅湖。观鸟、救护伤者、为天鹅“环志”，他们以各种方式保护着这一珍稀物种。
硕大的双翼扇动着空气，大天鹅飞起来了。它的鸣叫声唤起了同伴。一时间，成百上千只天鹅从泛着金光的湖面腾空而起。
同一时间。内蒙赤峰附近的一片荒漠上，一个名为“野风”的环保组织的十几名参与者，默默伫立在风沙中。他们说：选择在如此荒凉的地方度过新年，是为了自己一个警醒————不珍惜环境的后果，就是将来每一天都要在这样的地方度过。
在中国，有着很多类似“绿家园”或者“野风”的组织。他们源于民间、倾情环保。他们以草根力量为保持青山碧水而努力。英文称之为环境ＮＧＯ（非政府组织，Ｎ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的缩写）；中国人的习惯叫法则是“民间环保组织”。
中国环境ＮＧＯ：从０到２０００
１９９４年以前，中国没有环境ＮＧＯ。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１９９３年北京首次申办奥运会，当国际奥委会官员询问中国有无民间环保组织时，我方代表团不知如何作答。
发达国家环境ＮＧＯ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刺激着中国的有识之士。１９９４年３月３１日，中国首家环境ＮＧＯ————“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经民政部注册获准成立，简称“自然之友”。现任全国政协常委、梁启超之后梁从诫先生出任会长。
这股草根力量由此开始生长。１９９６年前后，“北京地球村”、“绿家园”先后成立，与“自然之友”一并成为中国环境ＮＧＯ的领军者。２００１年１１月，在京召开的中美民间环境组织合作论坛发布消息：中国环境ＮＧＯ已超过２０００个，参与者数百万人。垦荒、观鸟、种树、保护濒危动物、建造绿色社区……参与者成了中国环境保护的义工，他们捐出了时间，捐出了金钱，却不拿报酬。
当中国再次申奥时，梁从诫、廖晓义等三家环境ＮＧＯ的负责人，被聘为北京市奥申委的环保顾问。他们先进的环保理念和深入的实践，给奥委会评委留下了深刻印象。
困难重重
伴随着中国环境ＮＧＯ的成长，困难和尴尬也接踵而至。
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民间环保组织注册难。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３０日晚，记者采访某著名环境ＮＧＯ组织者时，她刚刚列席过相关会议。“名份的问题，我们已经反映五年了！但现在还没有解决。”她激动地说，“国家规定：要注册民间团体，必须有一个主管单位。但现在是谁也不愿意当我们的‘婆婆’。因为一旦成了主管单位，它就要对我们负责。不少领导都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
所以，这家环保组织不得不以企业身份在工商部门注册。每到年底，工商局的人就要来收税。“我们是做公益事业的，资金都是由募捐而来，却要交税。”如此现状，让这位负责人哭笑不得。
“身份问题确实让我们头疼。”“绿家园”发起人汪永晨对此深有同感。由于迟迟得不到有关部门的批复，“绿家园”————这个拥有３万名志愿者的大型环保组织，至今还挂靠在一家基金会的名下。
资金紧张，是环境ＮＧＯ面临的又一难题。据“北京地球村”负责人廖晓义介绍：由于缺乏完善的税制，民间环保组织在国内筹资非常困难。“地球村”一直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其基本费用是用制作电视节目的经费来支撑的，吃了上顿没下顿。
而“绿家园”微薄的活动经费，大部分是由志愿者自发筹集的。１９９９年，记者曾随该组织前往内蒙赤峰克尔沁草原。“绿家园”连续三年在这里种草固沙，成效明显。但因为缺乏资金，活动不得不在２０００年停止。如今，沙丘渐渐南进蚕食草原，当年明丽的布尔顿泡子（泡子：当地人对湖的称呼）已经干涸。
中国环境ＮＧＯ势力的薄弱，也让它的参与者们深感人轻言微。尤其在今天，那些与环保相悖的行为———诸如砍伐森林、捕杀野生动物等，不少都有着深厚的背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梁从诫对此深有感触———
不久前，“自然之友”总部接到南京会员消息：为扩建东郊宾馆，江苏省某机构在紫金山林区圈地，建筑区内一共生长着近６０００棵树木，其中不乏百年老树。梁从诫立即通过政协向上反映，该机构的回复是：“我们盖宾馆，占的是荒坟地，不会砍伐一棵树。”
坐在电脑前，梁从诫打开了南京会员传来的现场照片。真实情况一目了然———在荫翳蔽日的丛林里，拉进了大量的水泥、砖头等建筑材料，宾馆用地已基本圈好。
“他们根本不把一个民间组织当回事，所以敢欺骗你。”这位全国政协常委感慨地说，“我还是算幸运的，至少有个反映渠道。但别的组织呢，遇到这种事情，恐怕找个说理的地方都难。”
西方经验可资借鉴
中国民间环保组织产生发展的七年，也是西方发达国家环境ＮＧＯ最为活跃的日子。对比中西状况，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邹骥教授认为：西方环境ＮＧＯ比中国的更为专业，影响力也要大的多。
“西方ＮＧＯ的专业，首先表现在其分工细腻上。”邹骥解释说，“比如说鹤类基金会、国际河流组织等，都是针对某一个更为专业的领域。这样的好处显而易见，可以把工作做的更到位。”
“专业”的另一个层面，则反映在组织结构及研究领域上。ＥＤＦ———地球保卫组织，在调查研究的功能之外，还具备投资实力。而ＷＦＦ————世界自然基金会，有着自己的办公大楼、刊物及研究人员，并吸纳了大批环保学家、经济学家、动物学家等专业人士，被称为环境经济学的摇篮。
西方ＮＧＯ的影响力，尤其体现在对某些重要政府行为的参与上。最著名的例子是，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８日，由于担心美国政府在西海岸的ＮＭ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导弹拦截试验破坏生态环境，美国八个环保组织联名将国防部告上法庭。他们要求五角大楼重新评估ＮＭＤ，特别是在阿拉斯加建造反导弹试验基地对当地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
类似的例子还发生在关于《京都协议书》的谈判上。在官方谈判的同时，一些环境ＮＧＯ也在进行磋商————人们称为“影子谈判”。ＮＧＯ的主要代表会把他们的意见及时反馈到官方，鉴于ＮＧＯ的影响，官方发言时，也会给民间组织留出一定席位。
“尽管中西方的政治、文化背景有着较大的差别，但西方环境ＮＧＯ积累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邹骥说，“尤其是专业化这条路。反观中国环境ＮＧＯ，目前从事的还是比较初级的活动，这也是中国民间环保组织难以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因之一。”
政府的伙伴
２０００年春，在“２０００年地球日·中国行动”中，国家环保总局王玉庆副局长讲话称：中国的环保除了政府、企业的努力外，还需要广大公众的参与。政府、企业与民间环保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非常重要。
目前，中国环境ＮＧＯ的作用定位在三个方面：教育和引导公众，促进公众参与；推动和帮助政府来实施一些环保政策；监督和帮助企业更多地关注环保。
相对于１３亿的人口数字来说，中国的环保志愿者、环保民间组织还远远不够。中国环境ＮＧＯ还需要长足发展，政府也将给予大力的支持。(吴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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