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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修好了，农民催着书记搞宣传
从化市地处广州市郊，还不太富裕却村村都铺上了水泥路，2001年底，190条村路全部竣工。农民们高兴之余却有点不满意，市委书记陈建华下乡，农民们追着他问：我们修了这么多路为什么不卖报纸？人家修一条路都卖好多报纸呢。
上面这个段子，让刚刚从山沟里吃完地道农家番薯的记者心中慨叹：路是农民要修的，宣传也是农民主动要做的，既不是“形象工程”，也不为树政绩表成绩，一切出发点都是农民、农村、农业。
农民为什么要求书记抓紧宣传呢？目的很简单，多点人知道从化的村路修得这么好，就多点人进山来买农副产品，这就跟做广告差不多。一些村子已经尝到有好路的甜头。溪头村村民告诉记者，路修好了，进山的贩子也多了，以前几毛钱一斤都担心卖不出去的青梅，现在坐在家门口就可以卖到一块多两块钱一斤。村长蔡健平对记者说，有了这么好的路，有信心让溪头村人均年收入达到5000元。贩子来得多了，信息也就灵了，流通快了，种的也就多了。用陈建华的话来说：有了人流、物流、信息流，山里人才能由懒变勤。
要不要上水泥路，农民说了算
村道建设对山区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许不是立竿见影，但其对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及长远发展的意义早已为实践和理论所证明。还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村道建设本身，怎样用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效益，怎样把这件好事办得皆大欢喜、不为人诟病。
记者走村入户采访后发现，从化的做法既体现了广东省政府改善山区生产生活条件的政策思路，又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既切合实际又有可操作性。
以前村道建设的主体往往是镇，结果村与村之间经常因为村道长短不一在出资问题上有意见，都怕自己村出多了吃亏而不肯出钱。吸取这个教训，在上水泥路问题上从化进一步明确建设主体，以村为基本单位，村是甲方，施工队是乙方，上不上水泥路由各村自己说了算。市里只给政策：上，财政补助马上到位，资金缺口村里想办法；不上，补助暂时不给。政令一出，各村纷纷召开村民大会，热烈讨论。毕竟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大蛋糕”摆在那里：各级财政出的是大头，加上社会各界支援，真正要村民补的缺口并不大，而最大的受惠者还是村民自己。左右掂量，尚未通水泥路的190个行政村都决定：上。
自己算过帐，钱也就掏得明白掏得情愿；自己掏了钱，建设中的帐也就算得更加清楚精细。这种变“政府要修路”为“农民要修路”带来的连锁反应是：工程质量受到严密监控，工程造价大大低于预算。
谁家孩子谁家抱，修路像修自家房
从化村道建设指挥部的总指挥由市委副书记钟山担纲，陈建华开玩笑说钟山以前当过财政局局长，外号“算死草”，所以把村道建设这块“硬骨头”交给他。为什么要找一个会算帐的书记担任总指挥，就因为造价压不住，不仅难以保证如期完成，恐怕有的路段还得“难产”。从化是山区市，山道弯曲险峻，村道虽小工程却浩大，地方经济底子又薄，财政收入有限，不精打细算，难免捉襟见肘。
怎样压造价，钟山说，我可是把秘密武器都抖露给你们了。办法还真不少，大到从招投标环节就把好关，规定村道不管多长多短，都要参加统一的招投标，尽量压低施工队利润，从源头上堵住漏子，落实村道建设“零税费”的政策；小到具体的建材：石头价、沙价，市里也帮着想办法把价格给压下来。除了这些，钟山认为最灵验的一个办法是：谁家的孩子谁家抱。
过去村道还是砂土路的时候养护成本较高，基本上是由交通局来管，而这一次上水泥路，市委市政府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谁家的孩子谁家抱，村道建设好后养护工作由各村负责，上面给补贴，一公里200元，一个人负责3公里，这就意味着村道建设好后将有一批村民可以“上岗”成为养护工。
有了这两条，难怪村民们修村道就像修自家的房子一样上心。缺钱了就到处找七姑八姨，最出名的有吕田镇鱼洞村14个出嫁女回来赞助村里修路，外嫁女们都说：这钱掏得应该，起码以后回来探亲都不用搞到一身泥水了。有的村因为房屋拆迁或砍树问题路修不下去了，村干部不用动员，自己买了烟酒去做“钉子户”工作。对工程质量村民更尽心，天天自备盒饭到现场盯着，连施工队的饭都不吃一口，一有问题就打电话反映，陈建华说：“我这个市委书记都接了不少这样的电话。”
工程进度提前了一年多，工程造价原来市里估计平均每公里60多万元，实际上仅为45万元，工程质量百分百合格，这就是从化以村为主体搞村道建设激发出的巨大能量和效益。换个主体，换种思路，这就是并不太富裕的从化能够率先实现村村通水泥路，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山区市（县）前列的最大“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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