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虽然受到美国政府的阻挠，但是李文和的自传终于出版了，笑到最后的还是李文和。如今，李文和正在美国四处为他的新书举行签名售书活动。李文和并未就此罢休，在李文和的个人网站上，一场向美国总统施压的签名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李文和要求美国总统向他道歉，他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向他道歉。他告诉《新闻周刊》的记者说：“我认为美国总统应该向我道歉，这是美国政府欠我的。”使美国联邦当局恼火的是，李文和出自传及拍电影入账了65万美元，联邦当局只有怪他们自己，毕竟他们极端的策略使得李文和的自传成为畅销 书。
联邦法官给我戴上手铐，用警车将我押往圣达菲美国成人教化院。警车上只有警卫和我，我的脑海里一时充满了无数个疑问，我在想，他们究竟会如何处置我，美国政府会找个理由将我害死在狱中吗？我思忖着，如果他们没有杀害我，我总有洗刷沉冤的一天。
我被带到一个狭小的囚室里，只有门上有一个小窗口。在警卫的看守下，我换上了穿着非常不舒服的粗斜纹棉布囚服。他们给我戴上脚镣，然后给我一个装有自己衣物的箱子，里面有两套内衣。
我的家人非常担忧我的处境，因为他们听说FBI威胁要用电椅处死我
由于联邦法官没有说明我被囚禁在哪里，所以我的家人和律师全然不知道我身在何方。在监狱的头一晚，我被允许跟家人通话，我告诉妻子，我在圣达菲，一切都好，那是后来一个月长的时间内我打的唯一的电话。电话中，我的妻子流露出担忧和恐惧，她告诉我，我的家人非常担忧我的处境，因为他们听说FBI威胁要用电椅处死我，“就像处死罗森伯格一样”。让他们替我担忧令我很难受，我明白，FBI和美国司法当局企图通过此举对我的家人施压，对他们进行迫害。
我想，如果我不“承认”，他们会逼我自杀
我无从知道当局是否对我采取特殊的处置方法，但我很快得知，我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囚犯。我感觉当局正在迫害我，他们既不放我出去，也不枪毙我，企图让我屈服，最后让我承认：“好吧，你们是对的，我是一个大间谍。”我想，如果我不“承认”，他们会逼我自杀。我清楚我不会自杀，他们的诡计只会让我非常恼火，我绝不会让理查德森和美国政府的诡计得逞。我不断地告诉自己，绝不要屈服，永远不要在他们的诡计和谎言面前妥协。
(由于争取获释的努力失败，李文和被押送到一个单独的囚禁室，在那里等待进一步的审判。)
我是孤寂一人在狱中度过世纪的更替的。那是一间怎样的囚室啊！没有窗户，四周是哭喊和呻吟。在狱中，相对于新年，我更期待圣诞节，因为圣诞节会有一顿牛排供应，而那是一年中唯一的破例。虽然我时常挨饿，但是我并不想吃肉食，因为它会诱发我的心脏病。因此，我一点儿也没有去碰牛排，错过了狱中唯一的“大餐”。
新年夜成为FBI将我关押在囚室内的一大借口，他们声称，国际恐怖主义分子会利用新千年世界各地电子系统的漏洞制造混乱，他们没有时间来监视我。
白天囚室内亮着灯，晚上我要休息的时候，灯也绝不会熄灭
我觉得我的情绪在这段时间处于最低潮。在我被囚禁的第一个月里，每周一至周五，被允许走出囚室4米去冲凉，周末的时候我只能在囚室里呆着。白天囚室内亮着灯，晚上我要休息的时候，灯也绝不会熄灭。每周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可以会见我的家人————始终会有两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在一旁监视，我们说的每一句话，他们都会收入耳中。我的律师来访时，我能与他会面。但其余的时间，我24小时都呆在囚室内，没有书，没有报纸，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没有纸笔，没有热水，除了在被严密监视的情况下会见家人和律师，我失去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
有一次，我向狱方索要纸笔，我打算编一本数学课本
为了保护正常的思维，我明白我必须思考一些问题。我花了很多时间考虑我的案子，尽量回忆对于我的律师有用的细节。有一次，我向狱方索要纸笔，他们居然给了我，我打算编一本数学课本。我向监狱图书室借书，但是没有得到监狱当局的支持。
2000年1月中旬，也即我被关押了一个月之后，监狱当局将我关押到安全级别最高的A仓，我被置于两名警卫的24小时监视之下。在A仓，他们不允许我打电话，若要出仓，哪怕是在看守森严的监狱内部，也要戴上手铐和脚镣。每次我出来，一些监狱的犯人会从他的窥视孔中喊道：“喂，李文和。”并提出一些奇怪的问题。他们大多数非常年轻，可能只有21或22岁，我为他们感到难过，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几乎没有接受过教育。
我经常想，我也许犯下了人生中最大的错误
在被囚禁的无比孤寂的日子里，我经常想，我也许犯下了人生中最大的错误，不该在1964年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我一定是做了一些特别糟糕的事情，使自己沦落到今天的局面。狱中面壁，我不得不得出一个惨痛的结论：无论多么睿智，无论如何勤奋工作，像我一样的华裔、像我一样的亚裔人，永远不会被美国社会所接受，永远是“外国人”。
所谓我所“盗窃”的“机密”，并不是真正的机密
在我戴着手铐和脚镣的最后一天，美国新墨西哥的联邦地方法院法官正式向我道歉。
在经历了278个被囚禁的日日夜夜之后，2000年9月13日，我最终获释。联邦法官詹姆士·帕克用他深沉而权威的语调向美国人宣布，他被美国政府所误导。
联邦法官和整个美国的确被误导了。我非常清楚，其它的核武器专家心中也清楚，所谓我所“盗窃”的“机密”，并不是真正的机密，而不过是随手可得的公共信息。同样，作为一名程序员的正常工作的一部分，我下载的文件并不是什么美国政府告诉民众的“尖端武器代码”，它们只不过是一些过时的东西。
当帕克法官向我道歉时，在我身后响起了欢呼声，我又重新见到了家人熟悉的面孔，我又见到了妻子Sylvia脸上久违的笑容，我还看到我的许多朋友、邻居以及同事坚定地站在我的身旁。
我生命中的这段时光结束了，它将成为我新生活的一个遥远回忆
我曾经是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试验室受拥戴的精英科学家之一。在洛斯阿拉莫斯，我生活和工作了20多个春秋，在这片超出海平面2280米的高地上，我是一名核科学家，一个爱好足球的父亲，一个野外活动爱好者，也是这个特殊科学世界的积极分子。
但是，我生命中的这段时光结束了，它将成为我重新开始新生活的一个遥远回忆————我记得我的政府和新闻媒体污蔑我犯下间谍罪；我记得，在长时间的关押中，我居然未经审判，接受公正的聆讯；我变得不再相信我的政府以及为之服务的人；我终于知道，任何人都不应向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说真话，除非有法官和证人在场；我曾被视为间谍，被打上人们所能想象的最卑鄙最可怕的烙印———背叛者。
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些内幕，因为我是当事人。
本版编译：晓舟
-合作者
李文和自传的合作者扎亚(Helen Zia)是一位资深的华裔作家，也是一名记者，定居于美国洛杉矶，她的著述曾经多次荣获大奖，是美国著名的传记作家之一。
-书评
“今天，这桩案子仍然是个不解之谜……美国政府仍在担心李文和会(在他的自传中)泄露美国的核机密。”
————《纽约时报》
语录
“在被囚禁的无比孤寂的日子里，我经常想，我也许犯下了人生中最大的错误，不该在1964年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我一定是做了一些特别糟糕的事情，使自己沦落到今天的局面。狱中面壁，我不得不得出一个惨痛的结论：无论多么睿智，无论如何勤奋工作，像我一样的华裔、像我一样的亚裔人，永远不会被美国社会所接受，永远是‘外国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