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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从“杀人的福冈大谷坑”归来“二战”在日中国劳工的幸存者揭开当年悲惨内幕他们，几乎被历史遗忘了，当1945年9月“大有丸”在上海码头靠岸，瘦骨嶙峋的他们从船上下来，重新踏上故国的土地以后，他们便一个个消失在茫茫历史长河里，尽管他们心中背负着悲惨的回忆。
但是，历史不会忘记。今年1月，当一份日本友好团体提供的名单出现在媒体上的时候，他们的子女和他们中间的幸存者终于站了出来，用他们已经嘶哑的嗓音向人们宣布：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我们曾经作为奴隶，在日本的一个煤坑里面工作了整整两年，遭受的是非人的待遇，我们中的很多人连骨灰都没有带回祖国，我们要将历史的真相告诉世人。
“船是去日本的，我完了！”
他是第一个死在日本人手里的中国劳工。当时，运输中国劳工的“大有丸”还没有离开上海平凉路码头。他的名字已经被别人忘记了，大家只知道他叫做“小广东”，他有个在上海大兴百货公司工作的未婚妻。
89岁的幸存者王剑逸告诉记者，当时“大有丸”这艘万吨轮上大约有2000多名中国劳工，其中很多是上海人，有印刷厂、机械厂的失业工人，有卖猪头肉的小贩子，有赌博破产的生意人，也有其他一些从外地来沪找工作的年轻人。1943年8月，抗日战争已经到了快结束的边缘，上海的经济非常衰败，不少企业纷纷破产，很多年轻人失业。于是，日本工部局在马路上到处张贴的“招募工人，给予10万储备票安家费，包两顿饭”的告示便显得分外诱人，前前后后去报名的上海工人有近2000多人，而据说工作的地点是“大连”。
王剑逸回忆道，“小广东”跳海的时候是半夜，但是船上的日本军警还是发现了，当时甲板上灯光晃眼，他看见甲板上工工整整放着一双“小广东”的布鞋，下面压着纸条，后来他才知道，纸条上写着：“船是去日本的，我完了！”
“去日本！！”这个噩耗像瘟疫一样开始在劳工中传播开，1943年8月13日的夜晚，2000多名中国劳工在铺满了铁砂的运输船上度过了胆战心惊的一晚，谁也不知道他们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命运。
一条单薄的棉被盖了两年
352名中国劳工17天以后在福冈下船(其余人去了北海道)，他们被分成了7组，其中徐淼发被任命为第三组的副组长。徐淼发说，下船当天，他们这些组长被安排吃了一顿日本烤肉，然后看了一部日本电影，然而从那天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尝过荤菜的滋味了。
大谷煤矿的工作场地是一个类似于中学操场大小的地方，四面围着木板拼的墙，所有的中国劳工被安排在同一个宿舍里面，352个人挨个睡在铺着草席的榻榻米上面，每个人都只有一条单薄的被子。
“就是这样一条被子，我们整整盖了两年！”徐淼发说。然而，正是在这条被子下面掩盖着无数双无法瞑目的眼睛。“我们有47个兄弟，其实大多数是饿死和冻死的！”徐淼发已经无法回忆起其中的许多人的名字了，但还记得那些下船的时候还是生龙活虎的中国劳工蜷着身子在被子中发抖、发烧，可天亮时候揭起被子的时候，人已经变冷了。
吃饭的确是两顿，吃的就是两个饭团再加一点萝卜干，或者是吃点米粉等等。每天早上太阳没有出来，下矿干活的人便沿着一条由木板围着的甬道走大约10分钟路到达矿洞，然后乘坐矿车下矿干活，他们的身上穿着的是唯一的一条工作服。12个钟头以后，太阳已经下山，下矿的人便沿着原路返回———如此周而复始。
矿洞里面充满了危险，但是据徐淼发说“矿洞里面还是比较安全的，日本人对于煤炭看得比中国人的性命还要重要，所以矿里的安全措施还是比较严密的，然而矿洞毕竟是危险的，不少兄弟就死在矿里，圆台面一样大的煤矿掉下来，人就被砸死了在里面，连尸骨都无法找到。”
为显示人道，日本人在宿舍旁边安置了一个医务所，然而这个医务所根本无法治疗内科疾病，只是对被砸伤的人进行简单的包扎消炎治疗，有一个劳工因为小毛病在医务所里面打针，结果不知道什么原因，第二天就死了。
中国劳工的死亡，对于日本的“大班”(经理)来说只是第二天点名的时候又少了一个人而已。对于中国劳工来说，日复一日看着身边的人死去，他们也渐渐变得麻木。徐淼发告诉记者，他曾经亲自将一个死去的兄弟的尸体拖去火化，他眼睁睁看着兄弟的尸体在简易的焚尸炉中被烤化，却已经感受不到任何恐惧。他将骨灰收在一个木盒子中，心中想的却是：“我肯定要死在日本了。”
“我几乎被活活打死”
逃跑，从中国劳工到达日本当天开始就没有停止过，但是日本人对于逃跑者的惩罚也是残酷的。从矿场往外面逃跑是没有活路的。首先，如果被抓住就要被毒打；其次，就算逃跑成功，也无法藏身，最后还是会被日本人发现并举报给警察；再次，就算成功也无法逃离日本，只能藏匿深山，成为“野人”。
大谷煤矿第一次大规模的逃跑是6个人的一个小团体一起逃跑，那也是最成功的一次，其中3个人逃出去，至今下落不明，而另外3个人被抓住，被放在所有劳工的面前被毒打。从那以后，日本人开始在矿厂附近装上铁丝电网，并且安排了纠察和警察。
王剑逸告诉记者，矿场四周就是没有什么树的硫磺山，每到天热的时候，山顶就开始冒烟。中国劳工有时候就呆呆地看着山，想着故乡，或想着那些逃出去的兄弟到底藏在山中的哪个角落，还是又被日本警察抓到了。
既然无法逃走，活下来的人便分外团结，而且尤其仇视那些告密和帮助日本人的叛徒。据徐淼发说，当时有个兄弟生病了没有下矿，日本人发现他没有下矿，就质问作为副组长的他，徐淼发说：“我是小组长，有权决定生病了要不要下矿。”日本人当即动手要打，徐淼发转身就逃。徐淼发和另一个陈姓的组长怀疑是当时管会计的一个劳工告密，带着几个兄弟教训了那个人。结果，当天晚上，徐淼发和陈姓的正组长就被带到了日本人的办公室，几个警察拿着挖矿用的铁杆对两人劈头盖脑就是一顿痛打。打完后被拖回宿舍后发现，陈组长的臀部被打得变黑了，而徐淼发也被打得头破血流。
第二天，陈组长没有起来，徐淼发也从此落下了腰病。
抱着骨灰盒回来
王剑逸听见了一声闷闷的响声，他以为那是美国飞机对日本进行的轰炸，后来才知道是原子弹爆炸的声音。那里是长崎，距离矿场大概只有几十公里。
劳工们开始发现战局发生了变化，他们有生还的机会了。美国对福冈进行了彻底的轰炸，几乎将城镇夷为平地，而中国劳工就在这样兴奋难耐的情绪中听着天上飞机轰鸣着掠过。后来，据劳工回忆，可能是日本天皇颁布投降诏书的当天，所有的日本人，包括警察和工头就伫立在操场上，低着头，眼睛里含着眼泪。再后来，日本人偷偷撤走，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兵的吉普车在矿场里开进开出，一直到一个国民党的军官出现，经历了整整两年非人磨难的矿工们才知道，他们可以永远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徐淼发是抱着几个木头骨灰盒踏上离开日本轮船的，还是那条“大有丸”。他告诉记者：“当时的感觉就是，我终于捡回了一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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