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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仲兴说，法学界对“黑哨”问题很关注，一致赞成司法应当介入。当前的“黑哨”问题，范围之广、程度之深、金额之大、影响之坏，已说明它具有非常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实际上已进入了刑法的范围。刑法中就有关于受贿罪（指国家工作人员）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规定。
大多数法律专家认为，司法机关可以介入足坛。一般的足球纠纷，通过中国足协章程解决当然没问题，但以目前这么严重的程度，行规已经无法管住了。足坛也不存在特殊的保护伞。各个行业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但还有一般性、普遍性，再特殊，一个行规，怎能大过国家法律《刑法》呢？况且，《体育法》第５１条也规定，在竞技体育活动中，有贿赂、诈骗、组织赌博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不过，在具体介入时，应注意其合法性与及时性。当前的难点是裁判的身分不明，对此法律规定不清晰。这就发生了罪刑法定与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之间的冲突。要解决这种冲突，就急需刑法规范介入。当前的介入首先是规范的介入，其次是操作介入。只有解决了规范介入，才能启动操作介入。刑法的规范介入有两种方式：一是立法解释；二是司法解释。王仲兴说，他倾向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因为立法解释启动较难，远水解不了近渴，他不赞同法官、检察官直接判断，因为它具有随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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