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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处理改革力度与群众承受程度的关系，是中国作为“后发型”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客观需要。一方面，我们正在从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转变，经济全球化的大潮，等不得我们在工业社会喘息停留一下，就逼迫我们开始向所谓“后工业社会”迈进，这是一种跨时代的巨大社会变化；另一方面，我们要完成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又是一种不同于以往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经济变革的时代性变化。这两种变化重叠发生在短短的２０多年的时间里，对我们社会带来的冲击无疑是巨大而深刻的。而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民，对这种剧烈的变化不仅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２０多年来我们推进改革的步骤却是渐进式的，其中一个深刻的社会原因，就在于群众的承受力是一个逐步增强的过程。社会转型跨度越大，改革的力度越大，解决群众承受力的问题就会越突出。
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水平，２０多年的改革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改革以来，尽管不同群体的受益状况有差别，还存在着种种群众不满意的问题，但在总体上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实惠，人们的衣食住行有了很大改善，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特别是这些年来人民群众对改革的适应程度，同改革初期相比，实际上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改革实践对群众适应能力的塑造；群众适应程度的提高，反过来又为改革深化创造了有利条件。改革力度是否与群众承受程度相适应，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最佳适度”问题。“最佳适度”就是在符合客观规律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实践目的，是在总的适度以内的能够获得最好效果的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群众对改革的适应程度，就是制约改革深化进程的一个“度”。作为改革的大局观，对于每一项改革政策的出台以及实施时机的把握，既要考虑是否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也要考虑是否能够适应广大人民群众的适应程度，从改革的大局着眼，尽可能达到最佳适度。广大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重视群众对改革的适应程度，实际上就是顺应社会主体的合力方向，就是顺应社会的发展历史条件，就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这恰恰正是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
正确处理改革力度与群众承受程度的关系，不仅是领导政策水平和决策艺术的体现，也是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标志，是党的先进性的体现。江泽民同志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决者。”我们推进改革深化的力度，决不能脱离开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既要重视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又要考虑到现实的实际承受能力。如果超出了群众的实际承受能力，改革则可能欲速不达。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与困难群众的利益能不能得到切实维护有直接关系。因此，既要以一往无前的勇气大胆进行改革，又要按照总体受益的原则，把改革的力度和群众的承受程度有机结合起来，从而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改革，在新的世纪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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