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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由：
涉嫌窃取美国核机密的美国华裔核武器科学家李文和，在出狱沉寂15个月后，他与华裔作家谢汉兰合著的《我的国家和我对簿公堂》于1月15日在美国正式上市。两人先后在李文和定居的新墨西哥州、旧金山湾区、洛杉矶及纽约举行新书签名会，并回答了读者的问题。
《新闻周刊》抢先报道了新书内容摘要，全美晨间收视率最高的NBC“今天”新闻节目也于15日独家专访了李文和，不存偏见的美国人现在最关切的除了李文和在新书中会有什么惊人之笔，还关心美国政府与媒体是否已从李文和的“冤狱”中汲取教训，避免悲剧重演。
现年62岁的李文和在台湾出生。三年前美国政府怀疑他窃取美国核机密，因此大张旗鼓进行调查，结果毫无所获。熬过278天未经审判就被单独监禁的日子，李文和最后不得不承认一项“非法下载电脑资料”的罪名，以换取自由，于2000年9月13日获释，但他从此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投票权。李文和的唯一安慰是，他获释当天，主审联邦法官帕克向他道歉，承认被美国政府误导，这个案子令美国蒙羞。当时李文和转头问律师：“法官说这些话很普遍吗？”律师回答道：“不，文和,这是十分、十分罕见的。”
-前能源部长最先点名李文和
但对李文和来说，这并不代表迟来的正义，因为当时的内政部长雷诺死不认错，她甚至上电视提醒美国人，李文和是个“重罪犯”，不是英雄。如今时过境迁，雷诺也已不在其位，但斯文的李文和仍然坚持美国政府欠他一个正式道歉。他坐牢期间思考过，一个像他这样的中国人，不论多么聪明，多么努力，永远不会被美国社会所接受，亚洲人在美国永远是外国人！
李文和在采访中多次热泪盈眶，表示希望知道谁最先想到要针对他：“我想知道谁是始作俑者，谁要承担责任。我希望有朝一日能拾回声誉。”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称，司法部备忘录显示，是前能源部长理查森最先点名提到李文和。理查森现在正打算角逐新墨西哥州长一职。
当美国法院无法将李文和以间谍罪定罪后，一开始为此案煽风点火的《纽约时报》也终于认错，承认该报对李案的报道质量低于该报的标准，但对至今仍怀有“美国梦”的李文和来说，伤害已经造成，一百个解释都于事无补。
-反复测谎就是想给他定罪
身穿黑色夹克的李文和亲切地为购书者签名，还当场读了书中一段文字来叙述自己的惨痛遭遇。他说，在被送进监狱后，遭到单独囚禁，时时感到寒冷及颤栗，向狱方要求更多衣物时，得到的却是破烂到无法形容的运动裤，他怀疑狱方要到哪里才能找到这么破烂的两条裤子。
提及曾迫害他的人时，李文和仍显得愤愤不平。美国联邦调查局指示监狱一定不要帮助他，使他的处境愈凄惨愈好。虽然一再强调，美国仍有很好的司法制度，但他也毫不保留地指出，由于这个制度被不适当的人运作，使他陷入悲惨的局面。
他在新书中详述了联邦调查局如何设局对付他，负责案件的联邦密探则是口蜜腹剑。1999年2月11日，他接受科弗特问话，那时他们已计划以间谍罪名对付他，但科弗特仍靠着他说：“文和，希弗、霍布古德和我都知道你是无辜的。我们只是想帮你，请你再接受一次测谎吧。”
李文和称，在此之前，美国能源部的测谎已证实他是清白的。联邦调查局引诱他再次接受测谎，只是想推翻原来的结果。他在书中指责联调局后来甚至用恐吓手段逼他认罪。“在1999年3月7日……他们不断逼我认罪，甚至威胁我，说我会失去工作、未来、朋友，甚至说我会坐电椅。”
他指出，主管调查的联邦密探梅塞默尔隐瞒证据，扭曲真相，直接导致他被判拘留。此外，李文和点名批评了负责案件的检察官凯利“像疯狗般”咬着他不放，把他“丑化成怪物”，赢得名声后便参选国会议员。
令人震惊的是，美司法部于去年12月公布了一份报告，认为联邦调查局对李文和案的调查“漏洞百出”，该报告不认为政府对李文和进行调查是出于种族原因。但李文和已经对美国政府提出民事诉讼，指控政府对该案的错误处理侵犯了他的隐私权。
-至少五人阅读过书稿
《我的国家和我对簿公堂》一书的手稿去年7月已交美国审查人员过目，以查看书中内容有否涉及国家机密，原定去年10月就可推出，但后来却因政府诸多阻挠，才使出版日期拖延至今年1月中旬。审查人员坚持说，李文和提交手稿迟了，并怀疑他曾把手稿先给其他人阅读。他们还警告说，若手稿中有国家机密，而当局最终证实李曾提前把手稿交给他人包括编辑过目，李文和便可能要再次面对泄露国家机密的诉讼。一名匿名人士提供的消息说，至少有5人阅读过此书的手稿。
该书出版商说，这本书清楚真实地揭示了这宗近年罕见的审理不公大案。该书编辑施瓦尔贝表示，“这本书将解答所有有关李博士的问题。”他还说：“那些人对待他的手段简直是可耻。如果他们用任何方法试图阻止或延迟该书出版，那就更加是可耻中的可耻。”李文和现在谈笑自若，但新书中谈及的牢狱生活却实在是一字一泪。“能源部和美国政府想让我自杀。这样他们便可宣称解决了那个中国间谍。”他在书中写道。
-“能源部和美国政府想让我自杀”
最初遭单独囚禁时，李文和食不饱，穿不暖，监房整天开着灯，二十四小时受监视，每天只能出监室一次去洗澡，一星期只能见家人一小时。没有书、报纸、电视、收音机、纸笔、开水。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颤抖，因为我只有一件红色衬衫、底裤和两个薄毯……食物是更大的问题。监狱的食物又少又差。我不知道自己瘦了多少斤，只看见皮肤都松弛了，特别是手和颈……我没有新鲜空气和阳光，知道已缺乏维他命D……早餐有炒蛋、香肠……午、晚餐仅有白面包和一片薄肉，或是一只热狗。一个星期或者会有一只鸡腿……就算有沙拉，分量比飞机餐的还少。我没一刻不饿肚子。”
一个多月后，李文和被转到监狱内看管最严的部分，仍是单独囚禁，但有机会跟其他囚犯说话。困在里头的都是重犯，但还未被定罪的李文和的待遇却比谁都差，包括不准用电话，到公众区域还要戴脚镣手铐。李文和一直不知道自己可以投诉，可以改善生活，直到这时才从同室犯人口中得知监狱有杂货店。
“布里翁(其中一名囚犯)告诉我可向杂货店订购日常所需——牙膏、洗发水、指甲钳、衣裤袜子。当我知道有杂货店时，我又开心又恶心……若看守员早通知我根本无须挨冻这么多星期。”
一天，其中一名囚犯悬梁自尽。“我觉得能源部和美国政府想让我自杀。这样他们便可宣称解决了那个中国间谍……在监狱里，我绝对清楚如何自杀……律师也认为我有可能因为监内待遇太差而疯掉或放弃(抗辩)。”李文和后来有了纸笔和书本，便在监狱里埋首写数学教科书和做抗辩笔记，日子也稍微好过了一点。拘留中心的一名看守说，李文和是“模范囚犯，非常安静，不和人打交道，也没有太多要求”。
-“我是一名‘特别’的囚犯”
以下选自《我的国家和我对簿公堂》一书的内容，是李文和狱中生活的真实记录：
联邦执法官给我戴上手铐，用一辆运输车将我押送到圣达菲成人教化所。车上只有警卫和我，我的脑海里一时充满了无数个疑问：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政府会找个理由将我害死在监狱里吗？我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他们不能杀死我，那么终有一天我会走出监狱！
我被带到一个门上有窗口的狭小狱室。在狱警的看守下，我换上了粗斜纹红棉布囚服，感觉很硬，很不舒服。他们重新给我戴上脚镣，然后给我一个箱子，放我自己的东西。他们让我保存两件内衣。
由于法官不告诉我的家人或律师我的囚禁地点，所以他们都不知道我身在何方。在监狱的头一晚，我获准打一次电话。电话打给了我妻子，告诉她我在圣达菲，一切都好，那是在里面呆的头一月里打的唯一一次电话。我的妻子听上去很害怕，她告诉我，我的家人非常担心，不知道我在哪里，他们会把我怎样。他们听说FBI威胁要处死我，“就像处死罗森伯格一样”。所以他们都非常恐惧。让他们如此担惊受怕，我很难受。我明白，FBI和美国精心设计的，他们想对我的家人施压，也折磨他们。
我无法知道他们对待我的方式是否特殊，但我很快就明白了，我是一名“特别”的囚犯。我感觉政府现在在折磨我，想把我逼疯，这样他们就不用把我拉出去枪毙了。我对自己说，他们想让我承认我没有做的事情，让我说：“是的，你们是对的，我是一名大间谍。”
我想，如果我不“承认”，他们会逼我自杀。然而，他们那些肮脏的诡计只会让我更加恼火，我绝不会让理查森和美国政府把我搞垮。我一直在对自己说，我永远不会放弃，永远不会向他们的肮脏诡计和诺言投降。
我是在单独禁闭室里度过世纪交替的。那间囚室没有窗户，四周是哭喊和呻吟。在狱中，相对于新年，我更期待圣诞节，因为圣诞节会有一顿牛排供应，而那是一年中唯一的破例。
-“世纪之交成了关押的借口”
但新年对FBI来说倒是很有用。FBI将新旧世纪之交当成了将我关在监狱里的一大借口，他们声称，国际恐怖主义分子会利用新千年世界各地电子系统的漏洞制造混乱，如果放我出去，他们可没有时间去监视我。
我觉得这段时间我的情绪处于最低潮。在我被囚禁的第一个月里，我是不能走出狱室的，但每周一至周五这段时间，我可以每天走出囚室一次，到不远处的地方去冲个澡，但在周末，我连走出去冲个澡的机会都没了。
狱室一直都亮着灯，即使我想睡觉，灯也是亮着的。每周有一个小时，我可以在探视时间会见我的家人，两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就站在我们旁边，我们说的每一句话，他们都听得清清楚楚。我的律师来访时，我能与他会面。但其余的时间，我24小时都呆在囚室内，没有书，没有报纸，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没有纸笔，没有热水，除了在被严密监视的情况下会见家人和律师，我失去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
在被囚禁的无比孤寂的日子里，我经常想，我也许犯下了人生中最大的错误，不该在1964年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我一定是做了一些特别糟糕的事情，使自己沦落到今天的局面。狱中面壁，我不得不得出一个惨痛的结论：无论多么睿智，无论如何勤奋工作，像我一样的华裔、像我一样的亚裔人，永远不会被美国社会所接受，永远是“外国人”。
-“地方法官向我道歉”
在我戴着手铐和脚镣的最后一天，美国新墨西哥的联邦地方法院法官正式向我道歉。在经历了278个被囚禁的日日夜夜之后，2000年9月13日，我最终获释。联邦法官詹姆士·帕克用他深沉而权威的语调向美国人宣布，他被美国政府所误导。
联邦法官和整个美国的确被误导了。我非常清楚，其他的核武器专家心中也清楚，所谓我所“盗窃”的“机密”，并不是真正的机密，而不过是随手可得的公共信息。同样，作为一名程序员的正常工作的一部分，我下载的文件并不是什么美国政府告诉民众的“尖端武器代码”，它们只不过是一些过时的东西。
当帕克法官向我道歉时，在我身后响起了欢呼声，我又重新见到了家人熟悉的面孔，我又见到了妻子塞尔维亚脸上久违的笑容，我还看到我的许多朋友、邻居以及同事坚定地站在我的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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